“狼爸”蕭百佑:並不是無緣無故地打孩子 |
蕭百佑,香港商人。最近,他出書講述自己的育兒經,推崇“打”的教育。人們將之與“美國虎媽”蔡美兒相比,並稱他為“中國狼爸”。
在許多媒體的報道中,狼爸是這樣“狠”:不許孩子看電視、自由上網、參加同學聚會、用零花錢,也不能有業餘愛好,不能挑戰父母權威;犯錯必然挨打,喊疼打得更重。
有人質疑,狼爸教育是“奴性教育”,會傷害孩子的心靈,孩子不可能有快樂童年。
不過,雖然引來口誅筆伐,但狼爸堅稱自己是“天下最好的父親”。
有媒體這樣總結狼爸的教育心得:“三天一頓打,孩子進北大”。
打的結果是:狼爸的四個孩子中,老大和老二都通過“港澳臺全國聯考”考進北大;今年夏天,老三也考進瞭北大;正在讀高三的老四,將目標瞄準瞭中央音樂學院。
在傢裡,狼爸是權威和中心。客廳沙發的擺法,就形象地體現出這一點:以茶幾為中心,蕭百佑坐的主位,是一張單獨的沙發,正對面是電視機;主位兩邊,是兩張長沙發,左邊長一點的,坐三個女兒,右邊坐蕭太太和長子蕭堯。“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位置,不能變。”
狼爸認為,“打的教育”後面,隱藏著一個“規矩教育”:他不是無緣無故地打,也並非發泄情緒地打,他事先給孩子定瞭規矩,一旦違背,才會受到懲罰。
18歲以後我不管,但18歲以前,他不是完整的人,小的時候動物性為主,18歲後社會性多一點。對孩子的教育是一個體系。隨著他年齡的增長,我會改變。我給他們定規矩,修的是高速公路,隻要他上瞭高速公路,就一定要在上面走。至於怎麼走,速度、方向,那是他們自己的事。
——狼爸蕭百佑
【“規矩”教育】
“不能放大這個打,打也有方法的”
瀟湘晨報:為什麼一定要打人呢?
蕭百佑:12歲以前,體罰是必須的,可行的,因為他還沒形成完整的價值觀。有的專傢說,要跟孩子講道理。我說,孩子三歲,不吃飯,怎麼說都不吃,你來試試?除瞭打你還能想到辦法嗎?專傢說那就餓他一頓,不能打。餓和打之間,你說哪個不對?——不能放大這個打,打也有方法的。
瀟湘晨報:那你具體是怎麼打?
蕭百佑:首先,孩子沒有心理準備時不要打他。讓孩子明白,打是因為他違背規矩。其次,絕對不用手打。身體互相之間的沖突是最傷感情的。所以我選擇用藤條,也就是雞毛撣子,有韌性,有彈性,傷皮肉不傷筋骨,又能讓他感覺到疼。這是專用的懲罰工具,絕對不用別的。第三,不說孩子不能聽的話,不講粗言濫語、市井痞話。
瀟湘晨報:定規矩的教育,這是你自己摸索的,還是看書、請教專傢?
蕭百佑:教育學、心理學、生理學專傢說的,我也看過很多這方面的書。另外,孩子從小學到高中,每個校長、班主任,我都跟他們保持溝通。但我從不問到底應該如何教孩子。我會把孩子帶過去,中間我離開一段,讓孩子跟老師說會話,然後孩子們走,我再跟老師交流。跟老師溝通的核心內容,一定不會讓孩子知道。因為老師和傢長的威信會下降,孩子會受到傷害。不要拿脆弱的人去做試驗。
瀟湘晨報:你是怎麼給孩子定規矩的?
蕭百佑:孩子一歲半時,我就開始想規矩。規矩要完全量化。比如8歲時打爛瞭杯子,打5下。我相信量化,一定要可以量化,比如給11歲定的規矩,12歲生日前一天遵守瞭還可以(通過打的方式)改。規矩應該早就定好在那裡,孩子的思想一早就要鉗制。
瀟湘晨報:很多傢長也會給孩子定規矩,但是執行起來會心軟。
蕭百佑:那就是情緒化的傢長,是不理性的傢長,應該改的是傢長。定好規則,我一定會執行。要讓他們從小就知道父親的尊嚴,父親就是說一不二,永遠正確。我打孩子,他還不能哭,一哭就是喊冤。打完瞭,他走到媽媽身邊,怎麼哭,我不管。那是他跟媽媽交流的方式。打不是全部,但不打不行。
瀟湘晨報:給孩子定這麼多規矩,你自己呢?生活也很有原則嗎?
蕭百佑:在教育孩子方面,在傢裡,我從不犯錯,這是自律。我在外面也犯過錯誤,我曾經連續三天打麻將。
瀟湘晨報:既然自己也不能保證不犯錯,為什麼要定這麼多規矩要求孩子?
蕭百佑:孩子是未成年人,我有義務、有責任、有權力管束他。18歲以後我不管,但18歲以前,他不是完整的人,小的時候動物性為主,18歲後社會性多一點。對孩子的教育是一個體系。隨著他年齡的增長,我會改變。我給他們定規矩,修的是高速公路,隻要他上瞭高速公路,就一定要在上面走。至於怎麼走,速度、方向,那是他們自己的事。
瀟湘晨報:為什麼一定要修高速公路呢,而不提供一片大草原?
蕭百佑:把一個孩子放到草原,他會迷失的,會找不到正確的方向。就像把一個青年放到一個原始森林,他會受到生存的威脅,如果沒有經過特別的技能訓練,他三天就會被蚊子叮死,兩秒被蛇咬死,哪怕是螞蟻也會把他分化掉。傢長是監護人,要理解“監護”這兩個字。
【“打”非全部】
“除瞭打,我還跟他們一起做過很多事情”
把一個孩子放到草原,他會迷失的,會找不到正確的方向。
瀟湘晨報:你的孩子被你訓練得這麼守規矩,將來到社會上他們是否會遇到很多困惑?比如許許多多的不按規則來辦的事情。
蕭百佑:傢裡的規矩,跟公司規矩和社會規矩不一樣。傢裡的規矩有親情在裡面,公司規矩是為某種利益,社會規矩則是剛性的。
社會問題,我平時都會跟他們交流,根據他們可以接受的程度不斷跟他們分析。比如最近的佛山18路人事件。我跟他們分析,這18個人的生活背景是什麼,他們的行為受思想的決定。這個事情肯定有錯,但誰的錯說不出來,大膽地說,18個人都沒錯。如果是你,你會嗎?留給他們的思考是,這個事情錯在哪?
瀟湘晨報:你認為孩子不需要朋友,要去同學傢時,要瞭解同學的學習成績、擔任職務等。用這樣的標準來衡量孩子,他是否會失去一個天才的朋友?
蕭百佑:失去又怎樣?為什麼一定要跟天才交朋友呢?
瀟湘晨報:你不是說“近朱者赤”嗎?
蕭百佑:“朱”沒有說是天才。沒必要,大傢普普通通,都在這個層面就行瞭。
瀟湘晨報:你不準孩子有業餘活動,曾經把蕭堯帶回傢的植物扔到垃圾桶。這是否會毀掉一個未來的植物學傢?
蕭百佑:植物學傢不是種花種出來的,那是到瞭高校經過系統的教育後產生的。袁隆平小時候沒有種過田,李四光小時候沒玩過石頭。學生以德智體為主,不是以愛好為主。玩物難免會喪志。
瀟湘晨報:你的孩子將來會回憶一個苦難的童年嗎?
蕭百佑:我相信不會,因為除瞭打,我還跟他們一起做過很多事情。我對生活有要求,我跟孩子到廚房,教他們怎麼蒸一條魚,那是一種交流。現在蕭堯一個人可以做一桌子菜。還有去旅遊,我們在車上聊天,我會放粵劇,一句一句地教他們唱。我車技非常好,開車帶他們去白雲山,走四五十個彎的盤山路,看到他們一下擠到這,一下擠到那,還有下山時,我不打方向盤,看到四個孩子在那尖叫,這也是一種溝通,他們蕩漾出來的笑聲,什麼叫銀鈴般的笑聲……我覺得他們很快樂。
瀟湘晨報:你是企業高管,書賣得好不好你不在乎,你為什麼這麼願意講你的育兒經呢?你是在炫耀嗎?
蕭百佑:與傢長分享,很多傢長都有這種把孩子培養成功的意願吧,我確實在教育孩子上獲得瞭很多快樂,看到他們成長。比如蕭堯,經過在北大這三年的學習,我覺得他的思維、心智已經超過瞭我。我隻是憑經驗,倚老賣老。不是炫耀……好吧,就算是炫耀吧……也值得炫耀。你有一頭漂亮的頭發你都想炫耀呢,何況還是自己的孩子。
【應試教育】
“有什麼比應試教育更公平?”
瀟湘晨報:為什麼一定要求孩子上北大?難道隻有上北大才算成功?
蕭百佑:奧運冠軍隻有一個,但大傢都在爭。你可以拿亞軍,但大傢永遠都隻會為冠軍鼓掌。有的地方奧運會也會給最後一名鼓掌,但這隻是一種鼓勵。
我的孩子從小上的是最好的幼兒園、最好的小學、最好的中學。兒子讀高中時,我覺得他的水平、品德完全符合中國一流大學的要求,讀文科就要上北大。
瀟湘晨報:孩子跟你反映過應試教育的問題嗎?
蕭百佑:不會。他們不會對老師提出任何疑問。我要求他們對老師尊敬到:一日為師,終身為父。我從來不看孩子作業,完全相信學校。如果我的看法跟老師的不一樣,他聽誰的?隻要你的成績保持在前5名,我就不管你。
瀟湘晨報:你也說如果孩子在國外,並不會這樣嚴苛地對他們,也不會逼他們上北大,但現在國內競爭太激烈。你不覺得這種緊張、激烈,就是像你這樣的傢長逼的嗎?
蕭百佑:這個不能怪傢長。每個傢長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成為自己心目中最好的人。有的希望成為姚明那樣,朗朗那樣。而我,偏偏就喜歡蕭堯像錢鐘書那樣。既然有這個願望,那就朝這個方向努力。
當然也有失敗的案例,那是命。種瓜得瓜,種豆得豆,關鍵還看是不是塊好地,歸根結底是傢長付出多少。這個問題不能反過來看,不能說傢長想要孩子怎樣,造成瞭社會壓力變大。
瀟湘晨報:你對應試教育沒有負面情緒?
蕭百佑:這麼多年來,考試制度一直在延續。中國十幾億人口,競爭太激烈瞭。有什麼比應試教育更公平?不要批評,要適應它。學校教的,就按教的來。因為這條橋是這樣修的,必須過。回過頭來,個性化答案,你也可以有。如果教學大綱說足球是圓的,你就記住是圓的。回過頭來,足球有沒有橢圓形的、方形的,你自己去研究啊。
應試制度有沒有與俱進的部分呢?也有,從我高考到我孩子高考,這二十幾年間,不斷有新政策來來回回改進,國傢就教育問題已經殫精竭慮瞭。
(瀟湘晨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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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9月28日星期三
“狼爸”蕭百佑:並不是無緣無故地打孩子
“競業禁止”協議,到底合不合理?
“競業禁止”協議,到底合不合理? |
“原單位向我索賠33萬,還要求新東傢開除我,這不是把人逼上絕路麼!”
沈先生原是杭州泰林生物技術設備有限公司的員工,兩個多月前,他跳槽到瞭另一傢公司。這傢公司也在濱江,叫杭州科百特過濾器材有限公司。
沒想到,泰林公司轉身就把沈先生和他的新東傢一起告到瞭法院。
引發這場官司的導火線是一份協議。一年前,沈先生和泰林公司簽訂勞動合同時,附有一份《職工競業禁止協議》。按照這份協議,沈先生無論以什麼理由離職,兩年裡都不能從事老本行,泰林公司每月補償其人民幣3000元。
沈先生說,自己每個月光是房貸和車貸就要交6000多元,泰林公司的做法讓他的擇業自由權受到侵犯,生存都無法保障。
事件
離職惹上官司才知競業禁止協議
沈先生來自嘉興,今年34歲,正值職業黃金年齡。10年前,他畢業於北方一所名牌大學,後來一直從事生物科技有關行業。
按沈先生的說法,在2011年3月進入原單位泰林公司之前,他在好幾傢公司(包括外資公司)呆過,但從來不知道“競業禁止”是怎麼一回事,因為前幾次跳槽,對方壓根都不提這件事。
今年2月20日,沈先生正式與泰林公司解除勞動合同。關於離職原因,沈先生昨天向記者解釋,主要是泰林公司經常安排他出差,但他的性格比較內斂,不喜歡經常往外跑。
他也曾和泰林公司的相關領導提過這件事,但頻繁出差的狀況還是一直沒得到改變。而當時,正好有兩傢公司有意請他過去。其中一傢開出高薪,但是該公司與泰林公司有競爭關系。最後沈先生選擇瞭科百特公司,因為這傢生產的是大型設備,每套價值四五十萬元,而泰林公司生產的隻是價值100元至1000元之間耗材。
沒想到,在新東傢科百特公司上班一個月左右,沈先生就收到瞭法院傳票。他說,這才知道當初勞動合同裡附瞭一份他簽字的《職工競業禁止協議》。
根據協議內容,沈先生從泰林公司離職後,有以下“競業禁止”義務:包括離職後2年內,不得在與泰林公司從事的行業相同或相近的企業,及與泰林公司有競爭關系的企業內工作,不得拉走泰林公司的其他職員;沈先生從泰林公司離職後,開始計算競業禁止期起,泰林公司每月支付3000元的競業禁止補償費;沈先生如果違約,應當一次性向泰林公司支付相當於其在泰林公司時3倍的年薪作為違約金,如果造成泰林公司損失,還得賠償,並且收益全歸泰林公司。
被索賠33萬,被告自稱生存面臨威脅
“沈先生現在面臨的窘境,是他自己一手造成的。”泰林公司的代理律師承認,沈先生在該公司上班時,無論是工作狀態,還是業績,都非常優秀。在沈先生提出離職時,公司進行瞭挽留,但雙方最後還是分瞭手。公司是不得已才走打官司這條路的。
泰林公司的訴訟請求主要有四項,包括:判令沈先生繼續履行雙方簽訂的《職工競業禁止協議》;判令新東傢科百特公司開除沈先生;沈先生向泰林公司支付違約金332204.40元;返還泰林公司已支付的3000元競業禁止補償金。
“如果法院支持泰林公司的請求,我連生存問題都沒法保障。”沈先生說自己結婚才4年,有個2歲的孩子,房子和車子都還在按揭,每月房貸和車貸加起來總共要6000多元。自己原先在泰林公司上班時,月工資至少有9300元。如果從泰林公司離職後,不能馬上找新公司上班,每月隻憑泰林公司支付3000元的競業禁止補償金,養傢糊口都成問題。
原單位是否濫用“競業禁止”條款引發爭議
昨天上午,此案在濱江區法院公開審理時,沈先生因為上班,委托律師到庭,原告泰林公司也由律師全權處理。
泰林公司一方認為,沈先生在泰林公司上班期間,作為公司的驗證工程師,屬於技術“工種”,掌握公司產品的技術標準規范和客戶資料,公司在和他簽訂勞動合同的同時,一並簽訂瞭競業禁止協議。
而他離職後馬上跳槽到競爭對手企業,其行為嚴重違反《勞動法》及違反雙方簽訂的《職工競業禁止協議》的相關規定,侵犯瞭泰林公司的正當權益。
沈先生的代理律師認為,泰林公司與沈先生簽訂的競業禁止協議明顯有失公平,泰林公司給付沈先生的競業限制補償費過低,33萬餘元的違約金過高,而且沈先生的行為並沒有違反雙方簽訂的“競業禁止協議”。
沈先生的代理律師分析認為,泰林公司與沈先生的新東傢科百特公司並不存在競關系。科百特公司是一傢亞洲頂級微孔膜過濾企業,而泰林公司自2002年成立之日起至2011年底,從未生產、銷售過濾設備,沈先生在科百特公司的“驗證經理”職位與在泰林公司“驗證工程師”的工作內容完全不同,沒有也不可能給科百特公司帶來損失。
沈先生的代理律師還特別強調,泰林公司利用其用人單位的優勢,在根本未與沈先生協商的情況下,讓沒有經驗的沈先生簽下瞭雙方權利、義務明顯違反公平、等價有償原則的《職工競業禁止協議》,明顯有失公平,而且有濫用競業禁止協議的嫌疑,因為沈先生並非參與泰林公司產品技術研發核心人員。
庭審進入法庭調查前,沈先生一方請求法院撤銷或更改該不平等的競業禁止協議。
簽訂競業禁止協議
應以自願平等為前提
浙江六和律師事務所的孔建祥律師,曾是省律協勞動和社會保障業務委員會的委員,代理過多起“競業禁止”糾紛官司。
孔律師解釋說,競業禁止協議,是指禁止勞動者在本單位任職期間,同時兼職於與其所在單位有業務競爭的單位,或禁止勞動者在原單位離職後,從業於與原單位有業務競爭的單位,包括創建與原單位業務范圍相同的企業。
競業禁止協議主要限於用人單位的高級管理人員、高級技術人員和其他負有保密義務的人員。如果是其他不接觸核心技術和商業秘密的人員,一般是不簽訂競業禁止協議的,同時必須是雙方自願。
但如果用人單位不約定競業禁止經濟補償金,或不實際支付該經濟補償金的,競業禁止約定條款對勞動者無效。
不過,孔律師同時表示,目前競業禁止協議基本由用人單位單方制作,作為員工,無選擇權或修改權,在簽訂協議時也基本沒有發言權。有的根本不看就稀裡糊塗簽字瞭,也沒拿到協議文本,平時也不註意,等到企業找上門來瞭才知道有這麼回事,此時已經比較被動瞭。為保障勞動者競業禁止期間的生活質量,競業禁止應當遵守公平原則。
江幹區法院預備審判庭朱學軍庭長則分析指出,競業禁止是用人單位對員工采取的,以保護其商業秘密為目的的一種法律措施。雇傭雙方自願簽訂的競業禁止條款,作為勞動合同的一部分,具有法律效力。
但由於競業禁止協議限制的是員工的勞動權,而勞動權屬於憲法保障的公民基本權利之一。因此,競業禁止合同的合法有效,關鍵在於是否有損員工的基本生活利益。
作為競業禁止協議生效的一個基本條件,企業必須對員工的競業禁止行為做出經濟補償。競業禁止協議中必須同時寫明補償金的數額和發放辦法,否則就是無效協議。
朱學軍庭長表示,簽訂競業禁止協議後出現糾紛,要求賠償的一方必須有明確的證據表明,他已經因為另一方的行為,利益受損。法院也不是其約定多少就判賠多少,而是根據其受損情況判定賠償的具體數額。
說法
遭遇“競業禁止”的人還真不少
左揚,22歲,去年7月從上海戲劇學院畢業。剛走出學校,走上社會的他,如今也被“競業禁止”所困擾。
今年2月16日,左揚向杭州一傢舞蹈培訓機構辦理辭職手續時,人事部主任要他必須簽一份競業禁止協議。根據協議內容,一年內左揚不能在杭州從事舞蹈教學,舞蹈培訓機構每月給他3000元補償,否則就要賠他們10萬元。
左揚來自湖北,11歲開始學習國標舞,從學校畢業後,就應聘到杭州這傢舞蹈培訓機構,這是他的第一份工作。他簽瞭4年的合同,在那裡成為一名專職的國標舞老師,還是國標組教研組組長。
因為老東傢一直不肯給他辦理辭職手續,他每次去其他單位應聘時,招聘單位大多會接到老東傢的電話,每每讓他的應聘告吹。
左揚有些不明白,自己學瞭11年舞蹈,舞蹈技能都是從學校學來的,並不是杭州這傢舞蹈培訓機構的秘技。對方有什麼權力,不讓他在杭州繼續做這一行?
左揚提到,在2011年7月簽訂勞動合同時,單位並沒有將競業禁止條款單獨列出來,隻在第8條款上附加瞭一句“《職務說明書》、《員工手冊》和企業其他相關制度為本公司的附件,是本公司的有效組成部分”。
而《員工手冊》是2011年9月19日下發的,左揚表示簽《員工手冊確認書》那天,他請瞭假不在單位,根本不知道當中有一條,說“離職之後一年內不能從事舞蹈教學”。
對此,杭州這傢舞蹈培訓機構事後解釋說,左揚是學校的教研組長,掌握著大量的學員資料,他可以不重新簽競業禁止協議,但根據員工手冊,該履行的競業禁止還是要履行的。而且舞蹈培訓機構根據法律規定,給予每個月一次的補償金,3月1日第一筆3000元補償金已經打到左揚的銀行卡裡瞭。
像沈先生和左揚這樣,遭遇“競業禁止”的人到底有多少,目前尚未有權威統計。不過濱江區法院表示,今年上半年,該院受理瞭至少四起類似的糾紛。
而江幹區法院預備審判庭朱學軍庭長也向記者表示,該院也受理調解瞭不少相似案例。此外,包括杭州市中院、西湖區法院、蕭山區法院都有“競業禁止”糾紛案件的判例。
(今日早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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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領”進村:回歸最本質生活的人們
“金領”進村:回歸最本質生活的人們 |
一樣是“逃離北上廣”,他們沒有移民海外,也沒有到二三線城市去,而是選擇來到一個中國村莊,過著半隱居且自己真正能夠“主宰”的生活,隻為精神上更富足或與孩子相處時間更多。
一年前,當看到陽光穿透雲層,如同聚光燈一般打在海面上時,丁磊的內心掀起從未有過的波瀾:就是這裡瞭。
找地、簽合同,一個星期內,丁磊完成瞭36年人生中最富戲劇性的一個角色轉換:從上海的一位高級白領變身為洱海邊的一位新居民。
吸引丁磊的,是大理洱海邊一個名叫雙廊的村子。就在丁磊決定遷到此地前,這個面積不到8平方公裡的小村莊,靠海的閑置土地幾乎被“瓜分一空”。而租下這些土地的,無一例外都是像丁磊一樣的外地人。
他們有的在此建客棧,有的在這裡做一些小生意。就在中國精英們紛紛移民海外時,他們卻選擇瞭一種另類的方式:“歸隱”山水間。
有些人把靜謐鄉村視為移民海外的“中轉站” (CFP/圖)
離開大都市
再次返回上海的丁磊開始前所未有地輕松:離婚,辭職,賣房,“就像一件理所當然之事”。
在過去的十年間,丁磊順風順水,房地產做瞭八年,位至高管之列;後轉做金融,公司正籌備上市。他的妻子是上海某知名房地產公司的副總。在外人眼中,他們是不折不扣的“成功人士”:有房有車,有事業有圈子。
然而,光鮮外表下,痛苦隻有自己知道。丁磊和妻子每天睡覺不到6個小時,手機不敢關,應酬不能拒。兩人忙到連交流的時間都沒有。由於是同行,生活和工作經常絞在一起。裂痕終於在2009年出現,兩人鬧到不可開交。
“生活中出現瞭反推力,要麼反抗,要麼妥協。”在過去的日子,丁磊通常采取的是妥協,因為這樣“省時間”,但這一次,他突然發現,眼前的一切,都不是他想要的生活,為什麼要繼續妥協?
人生遭遇黑暗,卻找不到出口。丁磊的姐姐建議他去大理看看。就在幾個月前,她剛到大理看望兩位朋友——由上海遷居雙廊的自由藝術傢沈見華夫婦。
在上海時,沈的妻子秋秋在一傢外企工作,壓力巨大,身體一直處於亞健康狀態。輾轉多傢醫院,卻找不到病癥。有一次,秋秋從一本雜志上看到,一對臺灣夫婦,因為孩子常年生病,四處求醫,但始終不見好轉,夫妻倆最後選擇瞭放棄臺北的生活,到鄉村住瞭下來,一段時間後,孩子的病奇跡般好瞭。秋秋決定效仿。考察過幾個地方後,他們最後選擇瞭大理雙廊,租瞭一處面朝洱海的院子,取名“白居”。
生活由此發生180度轉彎,他們不必穿著考究的服飾去上班,更不用在擁擠的地鐵裡用盡全力爭取一個可以容納雙腳的位置。這裡有的是陽光、海水,秋秋的身體漸有好轉,而他們的女兒鶯鶯,也比任何時候都快樂。
丁磊的姐姐看到這一切後,回去如同“中毒”一般,不停地和丁磊念叨。
一個月後,丁磊也踏上瞭去大理的路。一住半個多月,每天四處走走,遠眺對面的大理古城,他對比上海和雙廊完全不同的生活,明白姐姐為何“中毒”。終於,對田園自由生活的向往戰勝瞭一切,來不及返回上海處理“後事”,他就先在洱海邊租瞭一個院子。
再次返回上海的丁磊開始前所未有地輕松:離婚,辭職,賣房,“一切都好像理所當然”。
“搶占”漁村
其中有一個傢庭,人都沒來過大理,傢當就直接打包過來瞭。快遞公司電話問:東西到瞭放哪?答:先放你們倉庫,等我來後找定住處瞭再來取。
最近幾年來,丁磊的故事在雙廊、麗江、香格裡拉等任何一個宜居之地,俯拾皆是。故事各有不同,但情節卻很相似:在大城市,他們大多擁有一份不錯的工作和收入,過得頗為體面,可以被稱為“高級白領”或“金領”;但糟糕的交通、擁擠的住房、污濁的空氣、不安全的食物、復雜的人際關系讓他們充滿厭倦。之後,他們或是旅遊,或看望朋友過程中意外地發現瞭一處景色怡人之地,便留下不走瞭。
他們中的有些人,遷居的想法由來已久。來自北京的陳陣即是其一。早在幾年前,他就厭倦瞭北京的生活,一直在尋找一個新的棲息地。
還有一些人,則完全為瞭孩子而“移民”。來自上海的尹鐵宏有一個6歲的兒子,從小在傢學習,隨著兒子一天天長大,小區裡的議論也越來越多,“為啥不讓孩子去學校呢?”“這樣會不會耽誤孩子的前途啊?”當小區裡其他小孩都去上學後,兒子也愈發孤單。無奈中,尹鐵宏在網上訴說自己的苦惱,沒想到響應者眾。他建瞭一個“在傢上學”QQ群,短短三個月,群裡就聚瞭五百多個傢長。
深入討論之後,大傢提出,可以換個城市生活,讓這些在傢上學的孩子們都聚到一起,這樣就不用擔心孩子沒有集體生活。半個月前,以尹為首的十多個傢庭全部遷到瞭大理,而更多的傢長,正在過來的路上。
其中有一個傢庭,人都沒來過大理,傢當就直接打包過來瞭。快遞公司電話問:東西到瞭放哪?答:先放你們倉庫,等我來後找定住處瞭再來取。
丁磊和陳陣移居的雙廊,最早不過是一個封閉的漁村。2000年左右,著名舞蹈藝術傢楊麗萍在小島的盡頭,建瞭一棟房子。隨後,畫傢趙青、《落葉歸根》導演張揚等紛紛落戶,從2009年開始,島上開始熱鬧起來。
最早在雙廊建客棧的是來自廣州的建築設計師林燦,這同樣源於一次旅遊的際遇。據雙廊村村委會主任趙八旬介紹,短短的三年時間,雙廊的客棧,已經建好和正在建的,超過瞭八十多傢,而這些客棧店老板中,除瞭他自己,沒有一個是本地人。
眼下,雙廊就如同一個大工地,隨處可見拔地而起的水泥立柱和鋪路的小卡車。林燦剛進來時,一個院子的租金不過8000元/年,而今翻瞭十多倍,漲到瞭八九萬。
新來者依然絡繹不絕,他們的腳步,開始往周邊的挖色、青山村擴展。在其中的一個村子,一位廣東老板一口氣拿下瞭七個望海的院子,而後,經不住朋友的“央求”,又將這些院子“分”瞭出去。
“是我們舍棄瞭北上廣”
開的雖是咖啡館,上的卻是行政班:上午9點開門,下午5點就打烊,周日還休息。CICI說,這麼早關門,是因為要回傢給老公和孩子做飯,“最好的時光要留給傢人”。
有人將這些“新移民”歸為“逃離北上廣”一族。“這麼說也沒錯。”一年之後,在洱海邊的客棧裡,丁磊呷瞭一口普洱茶,慢悠悠地說,“不過,是我們舍棄瞭北上廣,而不是北上廣舍棄瞭我們。”
當然,相比到二三線城市安傢的一群人,這些人大多事業有成,無論是資金還是人脈,都要更強大一些。
丁磊在決定移民時,就開始重新謀劃自己的未來。他的第一興趣仍然是做酒店,他給客棧取名“七間房”,即總共7間房,自己和傢人住兩間,剩下的對外營業。
從租地到建房,丁磊投入近300萬,在他的構想中,以後要將之做成一個連鎖品牌,專在類似於雙廊這樣的地方開店,為此他們還專門成立瞭一個酒店管理公司。
像丁磊一樣,以客棧為傢,同時也以客棧養傢者不在少數。而要在這樣的地方建一個客棧,少說也要一二百萬,城市裡的普通工薪階層顯然難以承受。
不過,對自由生活的向往,並不因經濟條件的好壞而有什麼不同。新移民們也各有各的活法。
一對“80後”的戀人——阿成和巴團在雙廊開瞭間甜品店,阿成曾是銀行項目經理,巴團曾是中學教師。2011年7月他們雙雙辭職來瞭雙廊。他們的甜品店更像是一門業餘生意。顧客少的時候,兩人就劃著房東的船,在洱海上曬太陽。
來自廣東的宋夏艷則在大理古城開瞭傢蔬菜館,專做素菜。三十多歲的宋畢業於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和尹鐵宏一樣,為瞭教在傢上學的女兒,一年前移居大理。現在,她的藝名——“蔬菜媽媽”比真名要知名得多。
同聲傳譯高手CICI在大理洋人街上開瞭一傢名為墨龍的咖啡館,一次最多隻能夠裝12個人——她開的雖是咖啡館,但上的卻是行政班:上午9點開門,下午5點就打烊,周日還休息。CICI說,這麼早關門,是因為要回傢給老公和孩子做飯,“最好的時光要留給傢人”。
相比大中城市,大理的生活成本要低很多。沈見華曾算過一筆賬,在上海,他們一傢三口,一個月的開支在12000元,而到瞭大理,直接去掉瞭一個零。陳陣剛到雙廊時,一天的生活費更是不超過25元。
“在大城市,我們是生存,到這裡,是生活。”陳陣說,既然能夠選擇這樣的生活方式,賺錢就不再是目的。正因為如此,對這些外來戶而言,租房還是買房,似乎已經不再是一件那麼緊迫的事。幾個月前,剛剛賣掉上海房子搬來大理的作傢許崧,現在的選擇就是租房。
還有一些人,則幹脆將大城市中的住房出租,再在大理租瞭個新房,僅差價就夠自己生活。
參觀並融入別人的生活
新的平衡正在建立,而生活,也似乎在這裡回到最本質之處。
與“逃離北上廣”話題相對應,坊間也曾有過關於“逃回北上廣”的討論。事實上對於大理和雙廊村裡的“新移民”而言,這一現象同樣存在。對突然慢下來的生活,也有人在嘗鮮之後開始不適應,轉而又返回大城市的。
那些留下來的人對此見怪不怪,當地流行著一句話:這裡不能選擇什麼人來,但能選擇什麼人留下來。“在城市裡,別人的喜怒哀樂酸甜苦辣咸和我全無關系,即使是好奇,出於禮貌和心防,也隻可遠遠觀望,”丁磊說,“但到瞭這裡之後,我可以參觀別人的生活,有著相似心路歷程的移民們也很容易就成瞭朋友。”
現在的丁磊也和雙廊村民一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沒事的時候,就在二樓平臺上看雲,看山,看洱海。他笑言,前三十年缺的覺,現在開始慢慢往回補。
事實上,因為有網絡,丁磊並非與世隔絕,相反,他還是微博上的活躍分子。那些選擇入住其客棧的客人,大多是在微博上同氣相投的,連訂房也可以在微博上私信完成。
陳陣則用自己獨特的方式辦起教育來。他的妻子最初答應和他一起離開北京,有一個條件,就是要他解決兒子的上學問題。他們在北京住的是國際公寓,小區內都是外國小孩,放學之後的主要任務就是玩,而他的兒子上的是北京最好的小學之一,每天回傢,卻有做不完的作業。8歲時,兒子說,真想從窗戶跳下去,夫妻倆嚇瞭一大跳。自此之後,陳陣決定與傳統教育決裂,讓兒子在傢上學。
到瞭大理,陳陣打算復制美國夏山學校的模式——孩子想學就學,想玩就玩,因材施教——創辦一個私塾,一方面解決自己孩子的教育問題,另一方面,也幫助那些移民傢庭解決教育問題。陳陣將學堂選址在蒼山半腰,面朝洱海,背靠樹林,取名“蒼山學堂”。現在,學堂已經有5名學生,4個老師。他計劃再招收6名10歲以上的學生,從明年開始,環球遊學。
最近,雙廊的客棧老板們正準備聯合起來,搞一個自導自演的話劇社,“都三四十歲的人瞭,很難想象吧?”巴圖說,以前在學校怕丟人,在社會也怕丟人,到瞭這裡,怕什麼?“丟人也沒人認識。”
“蔬菜媽媽”則正準備組織一個“共生社區”——將那些專門為孩子教育而移居大理的傢庭聯合起來,相互扶持,共同教育孩子等。
而與本地人之間,新移民們相處得也頗為融洽。沈見華不但收瞭老鄰居的兒子做學生,而且正在做一個農民畫社,將當地50-70多歲的老奶奶們組織到一起畫畫。同時正在和村裡合辦一份完全公益的鄉村畫報,記錄雙廊的生活。
新移民的到來,也在某種程度上改善著當地人的生活。一些漁民開始上岸,開飯館、跑出租車,或者直接在客棧打工,收入來源比以前多瞭許多。
新的平衡正在建立,而生活,也似乎在這裡回到最本質之處。滄海一粟的店主林燦在廣州時,整天忙於工地和圖紙之間,雖然每天都可以看到女兒,卻總是心不在焉。他忘瞭孩子是什麼時候學會叫爸爸,什麼時候長出第一顆牙。搬到大理之後,他有瞭更多的時間和女兒相處,有一天早上醒來,女兒問他:“洱海的水是從哪裡來的?沒有水之前是否可以在上面走路?第一條魚又是怎麼來的?”
“這真是我最愜意最幸福的時刻。”他在博客中寫道。
(南方周末)
Tags: Managed security services, Security services, 保安服務, 護衛保安服務, Security Company, Event Security Company, 保鑣公司, 護衛公司, 私人保鏢公司, Hotel Security Guard,Private security guard, Personal security guard, private security guard, Event Security, Construction Security, 護衛員, 保安員, BodyGuard, Security Guard, 保鏢, 保安, 護衛, 地盤護衛, 地盤保安員, 酒店保安員, 保安護衛員, 兼職保安員, Gurkha Security Guard, Gurkha, Gurkha Guard, SEO, SEO, web design, 網頁設計, SEO, SEO, SEO, SEO, Whatsapp Marketing, TVC,Wechat Marketing, Wechat Promotion, web design, 網頁設計, whatsapp marketing, wechat marketing, seo, e marke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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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領”進村:回歸最本質生活的人們
“金領”進村:回歸最本質生活的人們 |
一樣是“逃離北上廣”,他們沒有移民海外,也沒有到二三線城市去,而是選擇來到一個中國村莊,過著半隱居且自己真正能夠“主宰”的生活,隻為精神上更富足或與孩子相處時間更多。
一年前,當看到陽光穿透雲層,如同聚光燈一般打在海面上時,丁磊的內心掀起從未有過的波瀾:就是這裡瞭。
找地、簽合同,一個星期內,丁磊完成瞭36年人生中最富戲劇性的一個角色轉換:從上海的一位高級白領變身為洱海邊的一位新居民。
吸引丁磊的,是大理洱海邊一個名叫雙廊的村子。就在丁磊決定遷到此地前,這個面積不到8平方公裡的小村莊,靠海的閑置土地幾乎被“瓜分一空”。而租下這些土地的,無一例外都是像丁磊一樣的外地人。
他們有的在此建客棧,有的在這裡做一些小生意。就在中國精英們紛紛移民海外時,他們卻選擇瞭一種另類的方式:“歸隱”山水間。
有些人把靜謐鄉村視為移民海外的“中轉站” (CFP/圖)
離開大都市
再次返回上海的丁磊開始前所未有地輕松:離婚,辭職,賣房,“就像一件理所當然之事”。
在過去的十年間,丁磊順風順水,房地產做瞭八年,位至高管之列;後轉做金融,公司正籌備上市。他的妻子是上海某知名房地產公司的副總。在外人眼中,他們是不折不扣的“成功人士”:有房有車,有事業有圈子。
然而,光鮮外表下,痛苦隻有自己知道。丁磊和妻子每天睡覺不到6個小時,手機不敢關,應酬不能拒。兩人忙到連交流的時間都沒有。由於是同行,生活和工作經常絞在一起。裂痕終於在2009年出現,兩人鬧到不可開交。
“生活中出現瞭反推力,要麼反抗,要麼妥協。”在過去的日子,丁磊通常采取的是妥協,因為這樣“省時間”,但這一次,他突然發現,眼前的一切,都不是他想要的生活,為什麼要繼續妥協?
人生遭遇黑暗,卻找不到出口。丁磊的姐姐建議他去大理看看。就在幾個月前,她剛到大理看望兩位朋友——由上海遷居雙廊的自由藝術傢沈見華夫婦。
在上海時,沈的妻子秋秋在一傢外企工作,壓力巨大,身體一直處於亞健康狀態。輾轉多傢醫院,卻找不到病癥。有一次,秋秋從一本雜志上看到,一對臺灣夫婦,因為孩子常年生病,四處求醫,但始終不見好轉,夫妻倆最後選擇瞭放棄臺北的生活,到鄉村住瞭下來,一段時間後,孩子的病奇跡般好瞭。秋秋決定效仿。考察過幾個地方後,他們最後選擇瞭大理雙廊,租瞭一處面朝洱海的院子,取名“白居”。
生活由此發生180度轉彎,他們不必穿著考究的服飾去上班,更不用在擁擠的地鐵裡用盡全力爭取一個可以容納雙腳的位置。這裡有的是陽光、海水,秋秋的身體漸有好轉,而他們的女兒鶯鶯,也比任何時候都快樂。
丁磊的姐姐看到這一切後,回去如同“中毒”一般,不停地和丁磊念叨。
一個月後,丁磊也踏上瞭去大理的路。一住半個多月,每天四處走走,遠眺對面的大理古城,他對比上海和雙廊完全不同的生活,明白姐姐為何“中毒”。終於,對田園自由生活的向往戰勝瞭一切,來不及返回上海處理“後事”,他就先在洱海邊租瞭一個院子。
再次返回上海的丁磊開始前所未有地輕松:離婚,辭職,賣房,“一切都好像理所當然”。
“搶占”漁村
其中有一個傢庭,人都沒來過大理,傢當就直接打包過來瞭。快遞公司電話問:東西到瞭放哪?答:先放你們倉庫,等我來後找定住處瞭再來取。
最近幾年來,丁磊的故事在雙廊、麗江、香格裡拉等任何一個宜居之地,俯拾皆是。故事各有不同,但情節卻很相似:在大城市,他們大多擁有一份不錯的工作和收入,過得頗為體面,可以被稱為“高級白領”或“金領”;但糟糕的交通、擁擠的住房、污濁的空氣、不安全的食物、復雜的人際關系讓他們充滿厭倦。之後,他們或是旅遊,或看望朋友過程中意外地發現瞭一處景色怡人之地,便留下不走瞭。
他們中的有些人,遷居的想法由來已久。來自北京的陳陣即是其一。早在幾年前,他就厭倦瞭北京的生活,一直在尋找一個新的棲息地。
還有一些人,則完全為瞭孩子而“移民”。來自上海的尹鐵宏有一個6歲的兒子,從小在傢學習,隨著兒子一天天長大,小區裡的議論也越來越多,“為啥不讓孩子去學校呢?”“這樣會不會耽誤孩子的前途啊?”當小區裡其他小孩都去上學後,兒子也愈發孤單。無奈中,尹鐵宏在網上訴說自己的苦惱,沒想到響應者眾。他建瞭一個“在傢上學”QQ群,短短三個月,群裡就聚瞭五百多個傢長。
深入討論之後,大傢提出,可以換個城市生活,讓這些在傢上學的孩子們都聚到一起,這樣就不用擔心孩子沒有集體生活。半個月前,以尹為首的十多個傢庭全部遷到瞭大理,而更多的傢長,正在過來的路上。
其中有一個傢庭,人都沒來過大理,傢當就直接打包過來瞭。快遞公司電話問:東西到瞭放哪?答:先放你們倉庫,等我來後找定住處瞭再來取。
丁磊和陳陣移居的雙廊,最早不過是一個封閉的漁村。2000年左右,著名舞蹈藝術傢楊麗萍在小島的盡頭,建瞭一棟房子。隨後,畫傢趙青、《落葉歸根》導演張揚等紛紛落戶,從2009年開始,島上開始熱鬧起來。
最早在雙廊建客棧的是來自廣州的建築設計師林燦,這同樣源於一次旅遊的際遇。據雙廊村村委會主任趙八旬介紹,短短的三年時間,雙廊的客棧,已經建好和正在建的,超過瞭八十多傢,而這些客棧店老板中,除瞭他自己,沒有一個是本地人。
眼下,雙廊就如同一個大工地,隨處可見拔地而起的水泥立柱和鋪路的小卡車。林燦剛進來時,一個院子的租金不過8000元/年,而今翻瞭十多倍,漲到瞭八九萬。
新來者依然絡繹不絕,他們的腳步,開始往周邊的挖色、青山村擴展。在其中的一個村子,一位廣東老板一口氣拿下瞭七個望海的院子,而後,經不住朋友的“央求”,又將這些院子“分”瞭出去。
“是我們舍棄瞭北上廣”
開的雖是咖啡館,上的卻是行政班:上午9點開門,下午5點就打烊,周日還休息。CICI說,這麼早關門,是因為要回傢給老公和孩子做飯,“最好的時光要留給傢人”。
有人將這些“新移民”歸為“逃離北上廣”一族。“這麼說也沒錯。”一年之後,在洱海邊的客棧裡,丁磊呷瞭一口普洱茶,慢悠悠地說,“不過,是我們舍棄瞭北上廣,而不是北上廣舍棄瞭我們。”
當然,相比到二三線城市安傢的一群人,這些人大多事業有成,無論是資金還是人脈,都要更強大一些。
丁磊在決定移民時,就開始重新謀劃自己的未來。他的第一興趣仍然是做酒店,他給客棧取名“七間房”,即總共7間房,自己和傢人住兩間,剩下的對外營業。
從租地到建房,丁磊投入近300萬,在他的構想中,以後要將之做成一個連鎖品牌,專在類似於雙廊這樣的地方開店,為此他們還專門成立瞭一個酒店管理公司。
像丁磊一樣,以客棧為傢,同時也以客棧養傢者不在少數。而要在這樣的地方建一個客棧,少說也要一二百萬,城市裡的普通工薪階層顯然難以承受。
不過,對自由生活的向往,並不因經濟條件的好壞而有什麼不同。新移民們也各有各的活法。
一對“80後”的戀人——阿成和巴團在雙廊開瞭間甜品店,阿成曾是銀行項目經理,巴團曾是中學教師。2011年7月他們雙雙辭職來瞭雙廊。他們的甜品店更像是一門業餘生意。顧客少的時候,兩人就劃著房東的船,在洱海上曬太陽。
來自廣東的宋夏艷則在大理古城開瞭傢蔬菜館,專做素菜。三十多歲的宋畢業於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和尹鐵宏一樣,為瞭教在傢上學的女兒,一年前移居大理。現在,她的藝名——“蔬菜媽媽”比真名要知名得多。
同聲傳譯高手CICI在大理洋人街上開瞭一傢名為墨龍的咖啡館,一次最多隻能夠裝12個人——她開的雖是咖啡館,但上的卻是行政班:上午9點開門,下午5點就打烊,周日還休息。CICI說,這麼早關門,是因為要回傢給老公和孩子做飯,“最好的時光要留給傢人”。
相比大中城市,大理的生活成本要低很多。沈見華曾算過一筆賬,在上海,他們一傢三口,一個月的開支在12000元,而到瞭大理,直接去掉瞭一個零。陳陣剛到雙廊時,一天的生活費更是不超過25元。
“在大城市,我們是生存,到這裡,是生活。”陳陣說,既然能夠選擇這樣的生活方式,賺錢就不再是目的。正因為如此,對這些外來戶而言,租房還是買房,似乎已經不再是一件那麼緊迫的事。幾個月前,剛剛賣掉上海房子搬來大理的作傢許崧,現在的選擇就是租房。
還有一些人,則幹脆將大城市中的住房出租,再在大理租瞭個新房,僅差價就夠自己生活。
參觀並融入別人的生活
新的平衡正在建立,而生活,也似乎在這裡回到最本質之處。
與“逃離北上廣”話題相對應,坊間也曾有過關於“逃回北上廣”的討論。事實上對於大理和雙廊村裡的“新移民”而言,這一現象同樣存在。對突然慢下來的生活,也有人在嘗鮮之後開始不適應,轉而又返回大城市的。
那些留下來的人對此見怪不怪,當地流行著一句話:這裡不能選擇什麼人來,但能選擇什麼人留下來。“在城市裡,別人的喜怒哀樂酸甜苦辣咸和我全無關系,即使是好奇,出於禮貌和心防,也隻可遠遠觀望,”丁磊說,“但到瞭這裡之後,我可以參觀別人的生活,有著相似心路歷程的移民們也很容易就成瞭朋友。”
現在的丁磊也和雙廊村民一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沒事的時候,就在二樓平臺上看雲,看山,看洱海。他笑言,前三十年缺的覺,現在開始慢慢往回補。
事實上,因為有網絡,丁磊並非與世隔絕,相反,他還是微博上的活躍分子。那些選擇入住其客棧的客人,大多是在微博上同氣相投的,連訂房也可以在微博上私信完成。
陳陣則用自己獨特的方式辦起教育來。他的妻子最初答應和他一起離開北京,有一個條件,就是要他解決兒子的上學問題。他們在北京住的是國際公寓,小區內都是外國小孩,放學之後的主要任務就是玩,而他的兒子上的是北京最好的小學之一,每天回傢,卻有做不完的作業。8歲時,兒子說,真想從窗戶跳下去,夫妻倆嚇瞭一大跳。自此之後,陳陣決定與傳統教育決裂,讓兒子在傢上學。
到瞭大理,陳陣打算復制美國夏山學校的模式——孩子想學就學,想玩就玩,因材施教——創辦一個私塾,一方面解決自己孩子的教育問題,另一方面,也幫助那些移民傢庭解決教育問題。陳陣將學堂選址在蒼山半腰,面朝洱海,背靠樹林,取名“蒼山學堂”。現在,學堂已經有5名學生,4個老師。他計劃再招收6名10歲以上的學生,從明年開始,環球遊學。
最近,雙廊的客棧老板們正準備聯合起來,搞一個自導自演的話劇社,“都三四十歲的人瞭,很難想象吧?”巴圖說,以前在學校怕丟人,在社會也怕丟人,到瞭這裡,怕什麼?“丟人也沒人認識。”
“蔬菜媽媽”則正準備組織一個“共生社區”——將那些專門為孩子教育而移居大理的傢庭聯合起來,相互扶持,共同教育孩子等。
而與本地人之間,新移民們相處得也頗為融洽。沈見華不但收瞭老鄰居的兒子做學生,而且正在做一個農民畫社,將當地50-70多歲的老奶奶們組織到一起畫畫。同時正在和村裡合辦一份完全公益的鄉村畫報,記錄雙廊的生活。
新移民的到來,也在某種程度上改善著當地人的生活。一些漁民開始上岸,開飯館、跑出租車,或者直接在客棧打工,收入來源比以前多瞭許多。
新的平衡正在建立,而生活,也似乎在這裡回到最本質之處。滄海一粟的店主林燦在廣州時,整天忙於工地和圖紙之間,雖然每天都可以看到女兒,卻總是心不在焉。他忘瞭孩子是什麼時候學會叫爸爸,什麼時候長出第一顆牙。搬到大理之後,他有瞭更多的時間和女兒相處,有一天早上醒來,女兒問他:“洱海的水是從哪裡來的?沒有水之前是否可以在上面走路?第一條魚又是怎麼來的?”
“這真是我最愜意最幸福的時刻。”他在博客中寫道。
(南方周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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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管真空”下私人銀行的中國糾結
“監管真空”下私人銀行的中國糾結 |
快速發展的中國私人銀行,既有來自客戶需求、對手競爭的壓力,也面臨盈利模式、人才瓶頸以及監管方式上的嚴峻挑戰
在銀行界,有“得零售銀行者得天下”之說,私人銀行作為零售業務中的“貴賓艙”服務,未來10年將成為各傢銀行搶占市場份額的制高點。
自2007年3月中行聯手蘇格蘭皇傢銀行率先推出私人銀行業務後,工商銀行、招商銀行、交通銀行等紛紛跟進,相繼在國內一線城市推出私人銀行業務。
研究機構的統計數據顯示,中國財富市場總值為16.5萬億美元,已位居全球第三,並以25%的年均復合增長率快速增長。其中,2011年中國逾5000萬美元財富的超高凈值人士超過5000名,在全球占比6.4%,僅次於美國。
財富的高速增長,國內私人銀行業務獲得蓬勃發展。目前,已有16傢中外資銀行在22個城市開設瞭近200傢私人銀行機構,管理資產規模超過3.5萬億元,形成瞭一個巨大的私人銀行市場。
而與國際老牌私人銀行相比,新生的中國私人銀行還有明顯的差距,也存在諸多亟待解決的問題。
首先是管理模式缺陷。與國外私人銀行不同,國內的私人銀行多數隸屬於零售銀行,俗稱“大零售”模式,隻有民生和中信采用瞭準事業部制。兩種模式各有利弊,前者有長遠弊端,後者存在客戶短缺近憂。
其次是產品結構同質化,盈利模式單一。目前私人銀行普遍存在產品主動管理能力和創新能力不足問題,各銀行提供的產品結構趨同化嚴重,收入來源主要依靠代銷產品的手續費和存貸利差。
再次是人才匱乏和環境制約問題。人才匱乏以及信息技術落後,是制約國內私人銀行業務發展的重要因素。同時,目前國內監管法規體系中,尚未出臺單獨針對私人銀行業務的專門規定,國內私人銀行的監管環境存在著“監管真空”和“限制過嚴”的矛盾。
上述難題的解決,非一日之功,也非一己之力能及,需要所有從業者及監管層共同尋找適合本國國情的私人銀行發展路徑。探尋尚需時間,而作為私人銀行發源地的瑞士私人銀行傢一直奉行的準則——“隻有私人銀行與客戶的利益捆綁在一起,才能真正為客戶利益出發”,恐怕是國內目前還不夠重視而又至關重要的一個核心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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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賈平凹作傢村”貧困縣瘋狂圈地豪舉
“賈平凹作傢村”貧困縣瘋狂圈地豪舉 |
賈平凹老宅一旁,保留著賈傢一處年代久遠的土房。——本報記者 杜光利 攝
今時不同往日,看瞭一位作傢非常令人著迷的書,你肯花些時間和費用再去查看他故裡的老宅嗎?但是,這不妨礙有人將此視為一個生財之道。
從西安驅車沿312國道向東南,行駛兩個多小時,國道南側一個原本平靜的村莊的一隅,正在改移河道,處於一片喧囂聲中,這是著名作傢賈平凹的故鄉陜西丹鳳縣棣花鎮。
當地對賈氏的鐘情再度升溫。近日,丹鳳縣推出一個大規模的工程—商丹文化旅遊產業園(下稱“商丹產業園”)規劃項目,稱投資112億元、歷時5年打造賈平凹作傢村、商山商祖文化區和龍駒老街“三大黃金旅遊板塊”。
即使一個富裕、更高級別的行政區域,如此大的投資行動都會讓人不勝訝異,而作為國傢級貧困縣,針對一個健在的名人,如此大興土木是否過度安排?有點不太實際的規劃項目,是否官員們一種虛無的政績炫耀?丹鳳縣的“豪舉”無疑招來人們的一片質疑聲。
“作傢村”匆忙上馬
“你看,這些人填埋河道,從不碾壓夯實,以後這上面怎麼蓋房?”4月14日上午,站在棣花鎮的一座橋上,一位老者指著眼前的一處工地,焦慮地說,這樣的偷工減料,難以保證工程質量。
據稱,從去年7月開始,按照賈平凹著作裡對傢鄉歷史的描述,這裡正在進行一條名為“宋金街”的復原施工—當地人稱為“小河”的河流,即相傳宋、金兩國的界河,部分向東改移瞭50多米,老河道的地方,將再現一個古代風貌“宋金街”。
如火如荼的工程,是丹鳳縣要修建“賈平凹作傢村旅遊綜合開發項目”的一部分,而圍繞著“賈平凹作傢村”這個龐大工程的,還有“商山商祖文化區”和“龍駒老街”黃金旅遊板塊規劃。
4月7日,丹鳳縣政府舉辦“商丹產業園”項目推介會,對外宣稱,將斥資112億元、歷時5年聚力打造上述三大黃金旅遊板塊,把丹鳳打造為全國一流的文化旅遊名縣和秦嶺文化旅遊目的地。
按照方案,規劃的“商丹產業園”西起丹鳳縣棣花鎮,東至縣城,依托312國道、西(安)合(肥)鐵路和滬陜高速的區位優勢,除瞭重點開發“賈平凹作傢村”等三大黃金旅遊板塊,“商丹產業園”還培育和扶持商邑古城、航空產業園、葡萄酒莊園、鄉村旅遊、鳳冠山石窟和丹江漂流等七大組團、共50多個子項目。
據介紹,“賈平凹作傢村”項目規劃占地1500畝,建設賈平凹藝術館、作傢公寓、棣花采摘度假村等,總投資2億元;“商山文化旅遊區”項目將建設商山森林公園、商祖文化廣場、商山四皓碑祠等,總投資約10.2億元。“龍駒老街”項目依托國傢級保護單位船幫會館、丹江漂流和著名的水旱碼頭龍駒寨,規劃建設長約4000米、寬100米總投資2億元的明清風貌老街,重建馬幫、鹽幫、青瓷幫等12大會館和酒樓、官衙、教堂等歷史特色建築,“建成商幫古道上唯一具有秦之雄、楚之秀的特色旅遊商業街區”。
丹鳳位於秦嶺東段南麓,是個“九山半水半分田”的國傢級貧困縣,長期靠財政轉移支付吃飯。2011年丹鳳地方財政收入完成1.56億元,對一個30.3萬人口、每年財政一般預算支出超過10多億元的縣域而言,“荷包裡太寒磣”。
被多名受訪者稱為“史上最脫離縣情的‘商丹產業園’項目”,是丹鳳縣邀請被譽為“聯合國文化貢獻獎獲得者”、“世界頂尖創意技法發明人”—中國創意研究院院長陳放教授及他的團隊,經實地踏勘,為丹鳳“量身定做”的大規劃。
“還不如說,這是為迎合想要追求更高發展速度的官員推出的更恰當。”丹鳳縣一位基層幹部分析說,“政府推動下的丹鳳大規模開發文化旅遊項目,幾乎算不上是市場驅動的一項發展。”
打擾鄉民項目遭非議
“修賈平凹作傢村?咱不管,這跟咱沒關系。”翻修過的賈傢老宅,住著賈平凹的一位堂兄,他對賈塬村裡的“大事”顯得不夠熱心。
“我這裡保不住瞭。”74歲的賈太慶也是賈平凹的堂兄,他傢與賈平凹的舊居相隔一堵院墻。半個月前,賈平凹的弟弟托付賈太慶,讓給周圍7戶人傢打個招呼,因為要修建“賈平凹藝術館”面臨拆遷。賈太慶兒子的一個院落,因為修建“宋金街”成為首個被拆除的對象,拿到60多萬元的補償款。
賈太慶說,到時拆遷,“本傢人不帶頭不行”,畢竟傢裡出瞭人,光宗耀祖嘛。“但按常規講,你(指賈平凹)要蓋那個,就要在各方面考慮周到,不能騷擾百姓,盡量皆大歡喜,不讓大傢反感才對。”
對於修建占地1500畝的“賈平凹作傢村”,有村民說,具體不知道怎麼建,估計有的項目要建在農田基本保護區內。之前,除瞭國道的拓寬,修高速公路征瞭30多畝水田,修“宋金街”又征用瞭10多畝地,賈塬村目前僅剩20多畝農田。
“今年堂弟回來瞭好幾次,包括清明節回來,一直沒有說起這件事。”賈太慶說,建作傢村應該是縣上的意思。
實際上,追溯到8年前,即2005年5月,丹鳳縣就推出瞭一個占地300畝、投資7000萬元建設“賈平凹文學藝術苑”項目,計劃分批建設,於2010年前後竣工。
但消息一經發佈,許多人將7000萬元的巨額投資與丹鳳縣財政收入隻有3000萬元的貧困現狀聯系對比,一時“讓平凹和政府都比較被動”,後項目即入沉寂。
不過,丹鳳此番的魄力和來頭更大。作為一名鄉土作傢,賈平凹熱愛故鄉淳樸的風情和環境,並一次次為故鄉環境所遭受的現代文明蠶食奮筆疾書。耐人尋味的是,這一次,假如一切照規劃行事,對他故鄉的改變將更加徹底。
但據知情者稱,這件事賈平凹本來就不同意,但又不能說反對,所以,這次負責規劃的部門沒有和賈本人進行過溝通。“對名人影響力的倚重比對名人本身的尊重更加有意義。”上述知情者說。
對於“商丹產業園”項目,丹鳳縣一名官員私下指出,整個項目聽起來是一些星星點點的概念,有的子項目其實是已運營的項目,“有點大而空”。
丹鳳縣旅遊局的一位負責規劃的人士介紹說,“商丹產業園”50餘個子項目怎麼建,大的創意出來瞭,但因未付設計費,還沒有拿到微觀的方案。
實際上,“商丹產業園”項目的整個操作流程也有失嚴謹。整體的規劃要等到今年五六月份才出來,目前,項目未經專傢評審論證,工程可行性報告還未編制完成,但在此期間,一些項目的推介會和有關的招商活動已開始進行。
“熱鬧的形象工程”
“商丹產業園”項目究竟何時才能啟動,能否持久運行,主事者亦心中無數,有人解釋說,這關鍵是看招商引資能不能有著落。
丹鳳的文化旅遊資源豐富,但項目無人問津,這是負責招商引資的人士最擔憂的。當地有人計算,按照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占項目總投資10%的比例,政府用於“商丹產業園”基礎設施建設的投資至少有11.2億元,這對財政收入一億餘元的丹鳳恐怕難以做到。
據透露,曾有領導專門叮嚀對口單位,要求把丹鳳的旅遊產業的規劃讓外人盡量往大做,先喊出去,當務之急是“先要有一點熱鬧的形象工程”。
丹鳳縣一位科級官員指出,招商引資就是比拼優惠政策和提供的便利,原來可以批給土地,現在不可能瞭,既然丹鳳沒有錢搞基礎設施建設,那麼相關項目的招商是沒有效率的。
以商山通用航空產業園為例,2011年5月,丹鳳縣與西安國傢航空產業基地通航機場管理有限公司合資3000萬元,籌建大秦嶺航空旅遊開發有限責任公司,計劃當年9月底大秦嶺航空旅遊將實現首飛。但因為政府沒錢,無法給村民兌付征地款,最終項目泡湯,這次“商丹產業園”又將其納入新的招商引資項目,但是否如願還要打上問號。
因為資源深藏山裡,丹鳳又很窮,一位熟知縣情的幹部說,身背目標值考核的領導想幹點事,都很艱難。就實際而言,丹鳳的發展之道,還必須靠引進項目和資金。
值得一提的是,2009年至今年2月,原縣委書記李選良主政丹鳳期間,施工建設項目多是通過BT模式、或由中標者先墊資修建。不過縣域發展有瞭生機的時候,政府的負債已達7億元。因為私人的墊資還不上,不少歸口單位的局長、科級幹部不敢回單位上班,長期在外躲債。
多位知情官員透露,2011年,丹鳳向各經濟部門下達招商引資任務,2012年全縣定的招商引資金額達到73億元,便向所有部門,包括16個鄉鎮都下達瞭少則1000萬元,多則四五億元不等的招商引資任務。
與此同時,縣裡還成立瞭5個招商分局,選拔的專門人員,擬派往珠三角等國內經濟發達地區,一切安排很是急迫。
這讓一些部門產生反彈,認為招商任務不是工作職能,不願接受。在這種情況下,提出紛繁的“商丹產業園”項目,具有服務功能,“便於全民招商”。
“丹鳳是個文化之鄉,人們善於學習,胸有韜略,但是,因為條件、基礎不允許,實際操作中,顯得力不從心、事倍功半。”丹鳳一位科級官員說,丹鳳人因此時常被外人戲謔為“說功好,做功差”。
對於“商丹產業園”項目,上述官員認為,政府求發展,想幹實事的用心無疑是應該稱道的,不過,不太實際的東西不但達不到預期的經濟效益,反而會成為這個貧困縣新的負擔。
4月9日,新任縣委書記程詩有一到任,便展開調研活動,他對某鎮拔高投資數據的假匯報很反感。程詩有被認為是最懂經濟的主政者,而“商丹產業園”項目是否延續推進,也將留下變數。
(時代周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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