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萬城鎮居民與1萬多農民的水權爭奪戰 |
施工人員在鋪設引水管道。沖突發生後,引水工程得以順利進行。南都記者張國棟攝
81歲村民唐可旺展示身上被打的傷痕。南都記者 張國棟攝
延伸閱讀:
12萬城鎮居民飲水,兩萬畝農田灌溉和一萬多村民的生活用水,到底孰輕孰重?這是擺在湖南東安縣決策者面前的艱難抉擇。
2007年高巖 (微博)水庫引水入城工程開工以來,依靠東安縣高巖水庫生活的十個鄉村村民就開始跟那些五十厘米粗的引水管較上勁,燒水管、上訪、圍堵縣政府,最終在今年11月29日釀成一場大規模沖突,當地公安局局長被打傷,涉事另一方則有十餘位村民被抓,兩人被懸賞萬元通緝。
沖突之後,引水施工得以順利進行,沒有村民再敢靠近那些引水管,政府方獲得階段性勝利。
水權之爭
村民反對的邏輯很簡單,高巖水庫的水源並不充足;縣裡則反復強調,引水工程並不影響下遊村民。
11月29日的這場沖突不過是圍繞高巖水庫引水工程村民與當地政府博弈的頂點,自2007年開工以來,因水權之爭而引發的沖突就時有發生。
與東安縣政府多次強調的引水工程系民心工程一樣,高巖水庫的修建同樣是早年的一項民心工程。曾擔任過東安縣紫溪市鎮花橋村村支書的81歲村民唐可旺向南都記者介紹說,水庫下方共有13個自然村,4000多戶、1 .8萬人口,計有農田3.6萬畝。上世紀80年代前,當地人均依賴紫雲山一個並不充足的水源生存,多年以來時有發生的幹旱給村民帶來不小的災難。在多位村民的記憶中,因為水源不足,在種稻季節隻能輪流灌溉,因爭水而械鬥時有發生。
1991年,在東安縣號召下,村民每人集資30元開建高巖水庫,1995年高巖水庫建成使用。下遊村民們修起引水渠灌溉農田,傢傢戶戶打起水井飲用水庫下滲的地下水,高巖水庫成為下遊百姓的生命之水。
2007年,一根根直徑50厘米的黑色粗大水管進村打破瞭村莊的平靜。東安縣提供的資料稱,由於歷史原因,原縣城自來水廠取水點紫水河上遊水質受到污染,相關部門對紫水河水源檢測發現,水質已經不太適合作為居民飲用水水源。
東安縣副縣長、新聞發言人蘇建華向南都記者介紹說,水源一是受到包括廣西、邵陽及東安縣等有色金屬開采的污染,二是受途經地生活垃圾污染,導致城鎮居民中有不少結石病例發生。東安縣委宣傳部副部長陳政忠說,自己就患有結石病。
對飲用水的憂慮在東安縣城居民中同樣存在。南都記者在東安縣居民區走訪期間,多名居民雖從水的味道上沒有直接體驗,但因身居紫水河之濱,對生活垃圾和東安縣轄區就存在的采礦有直觀感受,改善水質的願望頗為強烈。一位龍溪社區居民還說,東安縣城居民癌癥發病率在永州市排名靠前,不能說跟水質沒有關聯。
蘇建華說,因上遊其他地市的采礦超出東安縣的管轄范圍,隻能另行選擇新的水源。經考察,高巖水庫為水質I級的中型水庫,且地勢較高,若引水至縣城,無需加壓即可滿足縣城居民用水需求。2003年以來,多名人大代表和政協委員均聯名提出從高巖水庫引水的議案和提案,2007年,東安縣委、縣政府作出高巖水庫引水入城的決定,並於同年10月經東發改(2007)72號文件核準批復,且先後被列入縣委、縣政府2008年、2010年向全縣人民承諾辦理的十件實事之一。2010年5月,湖南省委第三巡視組也提出高巖引水工程落實力度還要進一步加強的意見。
根據東安縣政府的設計,引水工程的總規模設計能力為5萬噸/日,引水管需埋設33公裡。自2007年11月開工以來,已經完成工程管網24公裡,完成總投資七成達3500萬元。
村民反對的邏輯很簡單,高巖水庫的水源並不充足,在2007年幹旱季節時,就曾經有部分農田灌溉十分吃緊,導致早稻顆粒無收,傢裡的井曾抽不出來水,如果再被引走“那麼粗”的水,兩萬畝農田的灌溉和上萬村民的吃水根本無法保證,不能因為要保12萬城鎮居民的飲水,就要犧牲農村。
東安縣方面則反復強調,高巖水庫引水工程並不影響下遊村民。東安縣政府提供的材料稱,根據測算,高巖水庫庫容為4680萬立方,年產水量為1 .2億立方,而紫溪市鎮塘復片區灌溉面積為一萬畝,稻田年用水量為700萬-800萬立方,高巖水庫引水入城年用水量為1440萬立方,自來水引水量和灌溉用水量之和隻占高巖水庫產水量的18 .6%,不會影響塘復片群眾的生產生活用水,更不會與當地群眾發生水源之爭。
這些數據沒有打消村民們的擔憂。有村民在發帖中稱,今天引走1 0 0 0萬方,明天還可以引走2000萬方,理論上計算的1億立方隻是平均值。祖祖輩輩靠紫水河來灌溉,卻突然有一天東安的“洞庭湖”變成“撒哈拉”,誰會願意呢,誰不著急?
對於引水入城,村民們認為,城鎮飲水問題需要解決也能理解,但要塘復老百姓為此承擔可能幹旱的風險,政府此前又沒有就如何解決這些憂慮拿出實質性的解決方案,這等於是剝奪村民的水權,反對亦在情理之中。
沖突屢發
唐可旺出具的三級信訪答復隻是層層轉發函告要求東安縣答復,沒有實質性解決的意見或要求。
顧慮沒有打消,水管建設仍在持續推進,工程尚餘的最後9公裡管道就是最接近高巖水庫的塘復、花橋、花街等村莊,眼前出現的粗大水管最終引發瞭村民的焦慮,導致沖突頻發。
2008年,曾先後發生3次阻工,有兩根引水管被點燃,至今不知被何人所燒。
老支書唐可旺因有與政府打交道的經驗,他告誡村民“跟政府搞不贏,隻能向上反映”,最終形成以他和駱壽福、楊歸生等人為牽頭的上訪代表,並由村民集資到各級信訪。多位村民介紹說,集資沒有硬性要求,10元到100元隨個人意願。唐可旺稱,當時由各村組長向村民收錢,集中到他們處後,由他們給村組長打收條。除瞭一個村沒有村民集資外,其他村都有集資,僅在北京上訪被截時,手頭就有集資款7000元。
自2008年10月,唐可旺等人開始上訪,唐出具的信訪答復中有永州市、湖南省及國傢信訪局三級信訪系統,但隻是層層轉發函告要求東安縣答復,沒有實質性解決的意見或要求,東安縣方面對於村民的上訪和請求采取的更多是壓制。
唐可旺出具的取保候審通知書顯示,2008年和2009年,他兩次被以聚眾擾亂社會秩序被帶走,後被取保候審,其57歲的兒子唐文武也因他的上訪被殃及而打傷,至今下肢仍不能正常行走,唐文武原本經營一個采礦場,有合法手續,也以非法采礦被抓並被關押35天。唐出具的一份東安縣公安局的取保候審通知顯示,唐文武因非法采礦被拘,於2008年11月8日被取保候審。唐可旺說,他寫下不再上訪的保證後,兒子才被放出。
唐可旺稱,除他傢庭,多位參與上訪和阻止施工的村民也屢遭不幸。其中73歲的訪民楊歸生2009年4月1日到東安縣購買魚苗時,被警察帶走;同年4月7日,在京上訪的68歲村民駱壽福被抓走,並搜走5000餘元村民集資的上訪款;同年3月24日,村民文乙青因參與過阻止施工,在白沙村趕集時,被當地警方以抓小偷的名義帶走被打傷;同樣參與過阻止施工的花街村村民張錦榮被以請他送貨的名義,被警察帶走後關押20多天。
楊歸生的女兒向南都記者證實,父親因積極幫村民維權曾被關押,在11月29日沖突發生之後,楊歸生再度被警方帶走關押在看守所。
楊歸生於2009年4月被警察帶走後,被以非法集資罪訴至法庭。多位村民稱,在獲悉法院將開庭審理楊歸生後,上百名村民聚集到東安縣法院,繼而來到東安縣政府堵路請願。東安縣公安局政委陳毅強亦稱,當天在村民的阻止下,法院無法開庭,後來村民又聚集到縣政府,約半小時後,經過疏導才離開。11月29日沖突發生後,網上曾流傳村民與警察對峙的照片,東安縣副縣長蘇建華還稱,這些照片實質是村民圍堵縣政府時所拍。
施工無阻
唐可旺因為身患疾病被放回傢。他用白色的粉筆在自傢門板上寫下“吸取教訓,無關不問”8個字。
或許是村民反抗的聲音較為強烈,或許是東安縣委領導面臨更迭,自2009年施工遇阻至2011年之前,高巖水庫下遊的村民度過瞭較為平靜的一年。
2011年2月,在原任縣委書記唐能武調任永州市副市長後,原任縣長謝景林接任縣委書記,引水工程開始被強勢推進。東安縣提供的材料稱,今年以來,縣委書記謝景林高度重視引水入城工作,先後兩次深入紫溪市鎮塘復片進行專題調研,並於7月25日和10月26日兩次召開縣委常委擴大會議,對引水工程進行研究,“決定要把高巖水庫引水入城工程這件實事辦好、好事辦實”。
這兩次會議之後,一份稍顯具體的承諾才開始在水庫下遊的村莊巡回用廣播告知。
東安縣做出五點承諾內容稱:如遇幹旱年成,當縣城引水與當地群眾生產生活用水產生矛盾時,縣城引水服從當地群眾生產生活用水;當水庫灌溉與電站發電產生矛盾時,電站發電服從群眾灌溉和生活用水。確因高巖引水造成當地群眾灌溉稻田無水灌溉而致農作物失收的,由縣政府賠償損失。
對於村民擔心的灌溉和飲水問題,東安縣承諾在今冬明春,投入塘復片水利建設資金不低於200萬元,重點搞好龍頭壩灌區主幹渠的護砌、加高、防滲、清淤、加固和高皇壩、周尾壩、黃傢壩、河沙壩及其灌區主幹渠道的加固、維修,並由縣水利局協調好高巖水庫小發電機組正常運行,確保塘復片群眾生產生活正常用水。
為安撫民心,東安縣還組織10個工作組進村,與村民同吃同住同勞動,並走訪慰問困難群眾兩百餘戶,發放慰問金4萬餘元,通往村莊的水泥路也開始加快鋪設。
隨同幹部進村的還有每個村10份的承諾書,但因之前政府方的強壓態勢引發的不信任,即使這次有瞭具體的承諾內容和方案,村民的態度似乎並沒有軟化。高巖引水工程副指揮長黃清平介紹稱,有些承諾書被村民撕掉,他們隻得繼續張貼。南都記者在水庫下遊的村莊調查時,在不少村莊的墻上還能見到殘破的承諾書。
與之前因村民阻撓修修停停相比,東安縣方面這次的態度非常強硬。東安縣官方網站發佈的消息稱,11月3日上午,東安縣高巖水庫引水入城掃尾工作動員大會在紫溪市鎮召開,涉及高巖引水掃尾工程的塘復片11個村村主任參加,縣委常委、常務副縣長、高巖引水工程指揮長劉紅安在講話中稱,要確保2012年元旦供水的總體目標,高巖引水掃尾工作“在決策上必須完成,沒有退路”,同時要求政法部門對於在高巖引水的過程中出現的非法行為進行堅決打擊,全體幹部、群眾務必上下齊心,眾志成城,全力以赴搞好高巖引水掃尾工作。
在東安縣看來,村民之所以阻撓施工,背後是受在水庫上遊開礦的礦老板的唆使。因而在以軟性政策對待村民的同時,對他們眼中的礦老板及其傢屬也開始動手來硬的。
東安縣的材料中稱,11月29日,東安縣政法部門結合公安部的“清網行動”,對先前批捕在逃或負案在逃的文月生、鄧彩雲、陳月英、李嶽等4人實施集中抓捕。東安縣公安局政委陳毅強指著材料稱,4人均系礦老板或礦老板傢屬,在實施抓捕過程中,部分人又受礦老板傢屬的唆使,糾集數十人拒捕,從而發生瞭當日的沖突。
12月3日上午,大批粗大的黑色水管再度被運進村,並分3段開工,除瞭施工人員,每個施工段均有警車在現場值守,施工很順利,沒有村民敢靠近,在南都記者調查期間,多名村民甚至不敢開口。“一說就被抓被打,誰還敢呀”,村民們說。
12月2日,此前被拘押在看守所的唐可旺因為身患疾病被放回傢。次日,他用白色的粉筆在自傢的門板上寫下“吸取教訓,無關不問”8個字。
(南方都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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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2月5日星期一
12萬城鎮居民與1萬多農民的水權爭奪戰
11刀“自殺”:一位紀檢官員的非正常死亡
11刀“自殺”:一位紀檢官員的非正常死亡 |
身中11刀後離奇死亡,官方迅速定性為“自殺”,但親屬和坊間更願意相信是遭人“報復殺害”。真相在信任匱乏中無處依存
財新《新世紀》記者 王婧
左手腕兩刀,右手腕一刀;腹部往上至胸部,並列著四處刀傷,深至胸腔,刺破瞭內臟;脖頸處還有四處刀傷,其中一條傷口長達17厘米,氣管和喉管都被割裂。
2011年8月28日,靈堂內,第一個花圈是謝亞新生前老同事所送。挽聯上“黨的衛士”四個字赫然在目。孫辰/CFP
2011年8月29日,傢屬們不認可“自殺”結論,他們沖到縣政府大樓的五樓,試圖阻止一小時之後將在那裡召開的新聞發佈會。事後,當地媒體稱,“傢屬大鬧發佈會”。孫辰/CFP
身中11刀之後,湖北省公安縣紀委監察一室主任謝業新死在辦公室的椅子上,面容安詳。法醫鑒定書結論為,致命傷系胸骨上窩處刺創致上腔靜脈破裂,導致失血性休克死亡。
謝業新被發現死亡48小時後,官方定性其為“自殺”。但親屬和坊間更願意相信,這是因查辦貪污腐敗案遭到瞭“報復”。
事件定性的關鍵證據——屍檢報告,截至本刊發稿時止,官方仍未交給死者傢屬。人們更多靠道聽途說,並按照常理和自己的邏輯進行推理,演繹為一名紀檢幹部 “被自殺”的“黑幕”。
非正常死亡
8月26日,周五。上午8點30分,謝業新在辦公大樓簽到時,工作人員通知他“下午3點有個會”。謝說:“好”,隨後走向自己的辦公室。
謝業新所在的監察一室,專門負責辦理大案要案。他的辦公室也遠離辦公大樓,位於在籃球場一側的二層樓內。
今年48歲的謝業新,從1994年底開始擔任公安縣紀委監察一室主任,已在這個副科級崗位上幹瞭17年,雖是“主任”,但監察一室隻有兩人。在這個小縣城,他們可查的大案要案並不多。
26日上午11點左右,謝業新給女兒打電話,說今天不回來吃飯瞭,並許諾晚上“帶好吃的回傢”。
女兒今年21歲,正在武漢讀大三,再過兩天就開學瞭。謝找朋友借瞭車,準備周日開車四小時送女兒去武漢。2009年他和妻子在散步時曾被大貨車撞到,從此他對交通安全特別敏感,不但自己過馬路經常要花五六分鐘,還擔心女兒坐大巴去武漢“不安全”。因此每次開學,他都要親自送女兒到學校。
此後謝業新與親友和同事們失去瞭聯系。下午3點的會議,謝業新沒有參加。當晚他一夜未歸。妻子撥打他的電話,已關機。
27日一早,親朋好友開始幫忙尋找謝業新。因為車禍,謝的頭部和大腿內至今留有手術時放的鋼板,行動不便,平常極少晚歸。
一整天尋找無果後,一名親屬提議去他辦公室看看。這棟二層小樓掛有“工程領域突出問題專項治理領導小組辦公室”的牌子,一樓是醫務室,二樓最靠裡的一間就是謝業新的辦公室。從一樓到二樓,共有兩道鐵門,周六鐵門均已落鎖。
旁邊籃球場有人在打籃球,為避免“影響不好”,親屬們放棄瞭找個梯子爬上二樓的想法。他們從這棟樓的後方一墻之隔、相距不到1米的一棟“握手樓”中,通過鋼管撥開瞭謝業新辦公室的窗戶,挑起瞭窗簾。
手電筒的光穿過窗戶,打在謝業新臉上,脖子以下全是血。這是27日下午6點40分,謝被發現死在自己的辦公室裡。
妻子伍學芳隻是一個臨時工。謝業新的突然死亡,對她而言,“天塌瞭”。盡管工資不高,每月2000元左右,謝業新仍是傢庭的頂梁柱。其父癱瘓在床已三年,母親四個月前右手骨折。出事前的周末,他剛去給父親擦洗瞭身體。姐姐喪夫多年,傢境慘淡。弟弟從小有腦膜炎,隻能做些粗活。
謝業新一傢仍住在上世紀90年代紀委分的福利房中,三室兩廳。他沒有再買商品房,也沒有買車。他的工資卡密碼,在這個大傢庭人盡皆知,誰要用錢都可以直接找他拿卡。
“自殺”結論
與警察一起進入現場的傢屬看到,謝業新坐在椅子上,襯衣解開瞭四顆紐扣,最下面一顆還扣著。衣服幾乎被血跡浸透。地上的血跡成滴狀凝固,前方距離謝業新僅30厘米的辦公桌和右方不到50厘米的墻壁上,均無血跡。
一把約10厘米長沾滿血的刀跌落在他的左腳邊,一面是刀刃,另一面為鋸齒狀。刀柄還包著已經沾血的衛生紙。辦公桌上有一卷紙巾和一個煙灰缸,缸內有八枚煙頭。公文包和手機均整齊擺放,手機已關機。
考慮到謝曾經負責查辦公安縣的多起官員腐敗案,親屬執意要求上一級的荊州市公安局來進行屍檢。
8月28日凌晨4點,在公安縣公安局解剖室,荊州市公安局、公安縣公安局、公安縣檢察院三傢單位的法醫到場,屍檢開始。
一名全程參與屍檢的傢屬告訴財新《新世紀》記者,“屍檢還在進行中,公安縣公安局的人就說是自殺。荊州市的法醫說,‘誰說的自殺’?我當時就愣住瞭。”這名傢屬捶胸頓足地說,“我後悔死瞭!想到屍檢是裸體進行,錄音錄像是對死者的不敬,我就沒有留下證據。”
這名傢屬還稱,法醫在現場說的話,每一句他都很認真地聽,覺得和後來官方發佈會上說的“有點不一樣”。加之後來官方遲遲不給傢屬屍檢報告,他懷疑其中肯定“有問題”。
大約上午7點,屍檢結束。遺體被運回公安縣殯儀館,靈堂已經佈置好。傢屬們陸續從前來吊唁的政府工作人員處聽說,謝業新“可能是自殺”。
8月29日,周一。傢屬們得到通知,晚上8點,縣政府將召開新聞發佈會,通報其死亡定性結論。這天下午6點半,傢屬們被安排在縣政府大樓二樓召開“謝業新親友見面會”,隨後被告知,“經過公安機關縝密調查,謝業新系自殺身亡。”
這場“縝密調查”隻持續瞭一天半——距離發現謝業新死亡,不到48小時;距離屍檢結束,不到36小時。
傢屬們不認可“自殺”結論,他們沖到縣政府大樓的五樓,試圖阻止一小時之後即將召開的新聞發佈會。事後,當地媒體稱,“傢屬大鬧發佈會”。原定29日晚8時的“謝業新死因新聞媒體發佈會”,被迫改到深夜11點半召開。
疑惑重重
據《楚天都市報》報道,新聞發佈會上,政府通報,刀傷主要分佈在頸部、胸部、腹部及左右手腕五個部位,其中致命傷胸部,鑒定為胸骨上窩處刺創致上腔靜脈破裂導致失血性休克死亡,其損傷符合“自殺傷”的特征。
傢屬們對此提出瞭五點疑問,質疑“自殺說”。
一是死者為何能將自己刺傷11刀,特別是官方認定的致命傷和割喉的刀傷,均為致命傷,如何會同時出現?
二是死者的喉管和氣管都被割斷,傷口應有大量血跡噴濺到辦公桌上,但為何辦公桌上未見到大量血跡?
三是死者為何要在刀上包有衛生紙後自殺?
四是自殺動機是什麼?
五是死者如果是自殺,身上有這麼多刀傷,臨死前應該會有掙紮。但在發現謝業新時,為何其肢體和周邊環境並無明顯掙紮跡象?
據公安縣公安局副局長王建平介紹,經過法醫檢驗,死者生前穿的白色襯衣表面未受到任何損傷,襯衣除最下方扣子外均被解開,胸部完全暴露,符合自殺推理;現場所發現的刀具與死者傢中所不見的刀具從品牌和型號上均符合,刀柄包著的衛生紙與死者手上殘留的衛生紙及辦公桌上未用完的衛生紙材質相同;現場血跡及煙灰缸中煙頭經檢驗系死者所留,現場並未發現有第二人留下的物證;現場無打鬥痕跡。
王建平還說,左右手腕處的刀傷,傷口均不深,且數個傷口呈平行狀態,符合試探性傷口。同時,綜合各處傷口的角度、深度、方向等多項數據,均可認為是謝自己所致,即謝可以在刺傷自己多刀後完成胸骨上窩處的致命傷。
但傢屬們認為,謝業新左右手均傷痕累累,氣管喉管均已被割斷,又何來力氣把刀捅入自己偏右的胸部再拔出,隨後讓刀落到自己左腳邊?
據《新聞晨報 (微博)》報道,對於謝業新的自殺動機,王建平稱:“因為警方已將謝業新定性為自殺,該死亡事件就不是刑事案件,公安機關沒有義務去調查其自殺動機及原因。”
對此,一名傢屬向財新《新世紀》記者抱怨,“自殺案是應該給出自殺動機的,但是,因為我已經判斷這是自殺,這就不歸我們管瞭,所以,你永遠也別想知道自殺動機——按照這個邏輯,所有命案都可以找個理由說死者是自殺,然後公安局就可以旁觀瞭。”
“大案”陰影
傢屬認為是他殺,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一個月前,謝業新剛剛結束瞭“柳寶軍案”的調查工作。柳寶軍是公安縣縣委副書記,之前已被“雙規”,在公安縣官場引發一場“大地震”。
當地政府一名知情人士稱,柳寶軍案上上下下涉及百餘人,“目前該案已經上報到省紀委,尚未對外界披露”。
謝業新在幾個月前介入瞭這個大案。公安縣的新聞發佈會上,相關負責人也表示,“謝業新死亡前一個月曾在調查‘柳寶軍案’過程中,幫助通知相關人員接受專案組調查。一個月前已停止相關工作。”
前述當地政府的知情人士稱,盡管該案是由荊州市紀委負責,但在實際操作中,或許由於辦案的方便,謝業新作為縣紀委監察一室的主任,負責瞭具體實施的工作,包括審問、整理口供,匯總信息等。公安縣這邊的情況主要由他向上級匯報。
謝業新傢屬稱,原本謝是需要去醫院取出體內的鋼板的,但他表示,“有個大案子要辦,這一拆鋼板,又要休息幾個月。”傢屬們此前一直不知道這個“大案子”究竟是什麼。出於紀檢工作的需要,謝業新從不在傢屬面前提他的工作,更不會透露任何案情。
但這個“大案子”不一般。妻子伍學芳稱,謝業新一向淡定,但從辦這個案子以來,他多次表示,“現在辦這個案子特別有壓力,因為官官相護嘛。”他還多次讓妻子“註意安全”。這樣的情況,即便是多年前他查公安縣原教育局局長貪污案時,也未出現過。
當地紀委人士向財新《新世紀》記者分析說,紀委幹部的壓力主要來自三個方面:一是上級給的工作壓力;二是周圍人說情的壓力;三則是這麼多年辦案結下的仇。“三者是成正比的。案子越大,上級抓得越狠,說情的人越多,結下的仇也越大。”
在柳寶軍案結案前兩個月,謝業新幾乎不在傢裡住,經常住在外面的小賓館裡——“小到可能都不需要用身份證登記,便於隨時轉移。”一位傢屬說。
一個月前,這個“大案子”基本結案瞭。長時間沒有見到傢人,謝業新和一些親戚出去吃瞭頓飯。他喝瞭點小酒後再次感慨,“這個案子牽涉的人太多,我辦得特別有壓力,有負擔。”
傢屬猜測,謝業新或許是從柳寶軍案開始,把刀帶在身邊“用於防身”。但直到他死後,傢屬才發現,那一套五把刀,買瞭好多年,一直放在廚房上方的櫥櫃裡,從未用過,包裝盒依然如新,隻是不知何時少瞭其中的一把。
在傢人看來,謝在工作上“有一些迂”。“很多涉及大官的案子,甚至比較隱私的,聰明的紀檢幹部就會逃避,或者生病,或者找別的理由。但他不一樣,上面給他什麼案子,他就搞什麼案子,一搞就是17年。”
公安縣紀委副書記管浩祥也這樣評價謝業新,“人品很好,為人正派,工作勤奮。”
原本人們以為,謝業新有機會在即將開始的換屆中當選縣紀委常委。不久之前,公安縣紀委選拔常委,謝業新報名參加瞭,最後落選。
在新聞發佈會上,王建平曾介紹,在謝業新的辦公室未發現遺書和生活日記,隻找到瞭工作日記,但並未記載與自殺及“柳寶軍案”相關的內容。
9月2日凌晨,靈堂內,送進門的第一個花圈是其生前老同事所送。挽聯上“黨的衛士”四個字赫然在目。謎一般的謝業新躺在靈堂的正中央。
靈堂外,幾十個人三五成群,仍在一遍遍地按照自己的邏輯去推斷謝業新死亡的過程,輔之對政府不公開屍檢報告的不滿。但沒有人願意和記者多談,“怕下一個出事的就是我。紀檢幹部都被殺瞭,還有什麼不可能的事情?”
(財新《新世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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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個打工妹的中國好聲音:179個字的歌詞寫兩個月
8個打工妹的中國好聲音:179個字的歌詞寫兩個月 |
[導讀]在《中國夢想秀》的聚光燈照射下,堅強的四川打工妹何文瓊哭瞭。她很愛唱歌,常常邊做飯邊唱歌,最大的夢想是到中央電視臺的《星光大道》去唱歌。為瞭方便排練、演出,堅持去做瞭小時工。
木蘭文藝隊在狹小的空間裡緊張排練。
木蘭文藝隊的打工姐妹在表演舞蹈“瘋狂清潔工”。
這裡是與繁華格格不入的“另一個北京”。紅磚平房,墻上裂縫深深,門口空地上堆滿瞭建築垃圾。屋外紅色油漆刷成的“木蘭社區”招牌,抵禦著寒風。
屋內傳出的歌聲打破瞭這片荒涼。
“遠離傢鄉的木蘭花滿天飄,飄落在哪,就在那生根發芽,我們平凡,默默無聞的工作,我們平凡,把傢庭社會擔當……”
這裡,是另一種“中國好聲音”。
打工妹眼淚裡誕生的“中國好聲音”
2004年的一天,深圳一傢紙箱印刷廠的普通女工齊麗霞下班瞭。她無精打采地走出工廠,迎面抬頭看到瞭一輛與眾不同的大巴車。
車門口的牌子上寫著“專為打工女性開設文學小組”。這吸引瞭她。“每天在生產線工作十幾個小時,非常苦悶。自己也不知道在幹嘛,不知道未來的出路。”
上瞭車,是另一種人生。“公益朋友給我們看《勞動法》的小冊子,女工們在一起聊天,一起分擔工作中的不如意,互相安慰。我不再是一個人瞭,感覺很有力量。”
那時,這名來自河南開封的女工還不知道,她將來會唱歌給幾千人聽。但是她決定離開工廠,去從事農民工權益的公益普及。工廠打算用升遷、漲工資留住她,同廠工作的丈夫也不同意。“他認為,去做公益根本不可能發財,前景也不好。憑我的能力,可以找到更好的工作,賺更多的錢。這些我都知道,但我還是要去。”齊麗霞仍沒有妥協。後來,丈夫辭去工作,隻身回瞭老傢。
2006年春節前夕,齊麗霞去鄉鎮開辟公益工作點。那1個月,她整天在外面奔走,直到農歷臘月二十七才安定下來,整個人瘦瞭10來斤。大年三十晚上,傢傢戶戶鞭炮連天,齊麗霞卻連煤氣都沒安上。
“我一個人在路上走,誰都不認識。過年該置辦的都沒有,飯館也都關門瞭,不知道怎麼吃飯。”齊麗霞眼眶紅瞭,“跟傢人朋友打電話,沒說兩句就哭。那是最孤單、最難熬的時候。”
同一年,河南開封蘭考縣的16歲女孩黃鸝(化名)也背井離鄉,闖到瞭深圳。她幾乎是踩著齊麗霞過去的腳印。但流水線女工的生活讓她覺得浪費生命,“我們就像機器,天天被呼來喝去,生活得沒勁”。
那時,齊麗霞還不知道,她參與創作的歌將幫助很多黃鸝這樣的女孩。2008年秋,她來到北京。2010年1月15日,4名打工姐妹自發組成的民間公益團體成立瞭,叫“木蘭社區活動中心”。
同一年,來到北京打工的黃鸝遇到瞭齊麗霞。喜歡唱歌的她,成為瞭木蘭文藝隊裡年齡最小的“木蘭花”。
她們都喜歡唱歌。一次次經過KTV金燦燦的門,卻從來沒有一個人走進去,因為那扇門裡面“太貴”。
“我們也有情感,也有夢想,為什麼沒有一首歌是唱我們的?為什麼沒人唱我們的心聲?”一個打工姐妹的發問,開啟瞭《木蘭花開》這首歌的創作。
說幹就幹。作詞的都是外行,但每個中小學文化程度的打工姐妹都一下迸發瞭“創作激情”:“為瞭更好地生活”、“為瞭追求夢想”、“團結”……零散的詞、句子逐漸拼湊,179個字的歌詞,寫瞭兩個月。
唯一一名學過樂理知識的幼兒園老師,成瞭她們的“作曲傢”。“我們看不懂五線譜,是那個老師一句一句,教我們跟著唱。”半個月的時間,齊麗霞她們學會瞭這首歌。
“花木蘭”們的嗓子沒經過聲樂訓練,卻很洪亮,能把人唱下眼淚來。沒有音響,她們就伴著吉他唱。“我們不在乎歌的專業水平,我們隻是唱出心聲。我們這麼多姐妹聚在一起,清唱也很開心。”
但開心的日子不長。拆遷和房租上漲,一次次趕著這些“花木蘭”漂泊。
她們每次搬傢,上瞭公交車,都不知道下一站在哪。“乘務員問去哪,我們隻好說‘到前面’,要麼隨口報個站,看哪個村莊農民工多,就下車。有一次持續瞭1個月。”
實在挺不過去的時候,堅強的“花木蘭”也會借酒澆愁。
有一年的房租由1萬8千元漲到瞭3萬元,齊麗霞實在籌不到。黃鸝看到她出去喝酒瞭,幾個姐妹就悄悄跟出去,“陪她一邊喝酒一邊哭”。
從這樣的眼淚裡,誕生瞭第一句歌詞:“遠離傢鄉的木蘭花滿天飄,飄落在哪,就在那生根發芽。”
這就是她們第一首自創歌曲《木蘭花開》的開頭。
“饅頭大餐”吃出的工地演唱會
“我們有饅頭大餐招待大傢!”這是飯前齊麗霞總喜歡說的話。
第一年,“花木蘭”的一天三頓都是饅頭咸菜。“醃好的咸菜,我都覺得太貴。我們買那種大頭菜,回來一切,再隨便一拌,就可以下飯。冬天時,稍微炒一下,不然太涼咽不下去。”
“這樣一個月下來,才用瞭幾百塊。有時翻看那些記錄,連我自己都不敢相信,隻用瞭那麼少的錢。那時會覺得苦,但倒不難捱。吃飯隻是一天中很短的時間,苦也就苦那一小會兒,吃完後,我們照樣開心地唱歌跳舞。”
4個工作人員的臥室不到10平方米。空間狹小,兩個人同時下床就會撞到頭。志願者過來,用席子往地上一鋪,睡的是“貴賓地”。愛心捐贈的桌子,都成瞭女士優先的“貴賓床”。
她們第一次演出,是在大風挾著黃土的建築工地,唱給勞累的工人聽。2012年元旦,她們的“跨年演唱會”也是在京郊的建築工地。
那天,北京的最高氣溫才2攝氏度。現場隻有一個照明燈,沒有追光、沒有舞美,麥克風也時好時壞。但是,“上千工友在臺下看著我們”。工人們有的席地而坐,有的坐在零散的建築材料上,有的站著。
她們排演瞭舞蹈《瘋狂清潔工》。幾個清潔女工拿著掃帚、抹佈、拖把,懶洋洋地幹活,無精打采。看到其他姐妹時,她們眼睛一亮,相互對視,用手指著對方。音樂聲隨之響起,每個人開始興奮地跳舞。在建築工地,她們就改演《瘋狂建築工》,道具就是現場的鐵鍬、鏟子。
“這個舞蹈是表示我們打工姐妹都勤勞,用自己的雙手掙錢養傢。原先是孤單的,找到姐妹後,共同勞動更快樂。”齊麗霞說。
她們還編出瞭話劇《再也不能這樣活》。一個貧困的農村傢庭,傢中已有幾個女孩,父親堅持要個男孩,母親不同意。最終,母親帶著長女外出打工,開瞭一個早點鋪。大傢忙忙碌碌,生活反而重新快樂瞭。
“女工要自立自強,不再隻是生孩子的機器,要逐漸找到自我。”
在舞蹈《女工風景線》中,上班的女工重復著單調的動作,下班後為之一變,有的表演逛街,有的做著化妝的動作,有的表演玩電腦。“她們即使是枯燥的流水線一員,也都是青春少女,熱愛生活。”這些,無一例外,都是木蘭文藝隊自編、自導、自演。對於這些藝術形式,每個人都是門外漢。“就算動作不齊也沒有關系,表演來源於女工生活,本來就不是一致的。”
為瞭方便跳舞,木蘭文藝隊的姐妹脫掉外套,穿著毛衣登臺。“下臺後,手直發抖,凍得連衣服都穿不上。”
但是她們知道,臺下有一千多個“歌迷”。姐妹們在臺上凍得直哆嗦,挽著手唱起《木蘭花開》,臺下的大男人們自發打起瞭拍子。一千多人的拍手聲,拍“碎”瞭寒冷的空氣。最後一句“木蘭花開遍地香”重復4遍,工人們甚至會跟著一起唱。“大傢唱得很響亮,我們也唱得格外有勁。”
唱完,工友會“起哄”,“再來一個!”“再來一個!”
來自遼寧的餘曉梅唱著唱著,眼裡就噙滿瞭淚水。她2000年從遼寧來到北京時,在電燈廠工作瞭3個月,一分錢都沒拿到。後來到瞭一傢熒光棒工廠,車間關門,她又失去瞭工作。她現在是一名普通傢政工,擦洗過百傢地,沒有哪傢人知道她愛唱歌。這一首歌,她唱得辛酸,也唱出堅強。
她們多數已為人母,時常帶著孩子排練,被戲稱為“大小木蘭集體出動”。齊麗霞的女兒也會唱《木蘭花開》,“沒有特地教過,聽得次數多瞭,就會瞭”。
“木蘭”的歌聲也改變瞭她們自己。
來自內蒙古赤峰農村的胥紅佳,經歷過不幸的婚姻。2006年,她隻身一人帶著6歲的兒子來到北京。她做過保安、保潔員,甚至還自己開過燒烤店。目前,她剛辭掉上一份工作,暫時“在傢歇著”。她喜歡唱歌跳舞,孩子也參加瞭“木蘭”的兒童節目。“我整個人改變瞭很多,以前很煩躁,現在生活得開心多瞭。”
打工妹的“中國夢想”
2012年,齊麗霞突然接到瞭浙江衛視《中國夢想秀》導演的電話。對方在博客上看到瞭她們的圖片故事,邀請參加海選。
“木蘭”們又驚又喜,正常一周隻排練1次的8個人,提升到一周排練3次。“我們可能永遠也沒有機會去這樣的舞臺,必須要拼盡全力。”
4月底,從來沒旅遊過的打工妹們來到瞭“人間天堂”杭州。除瞭齊麗霞,其他姐妹都是第一次坐飛機。“西湖那麼美,我們都沒去。每天都很緊張,窩在賓館練歌。雖然歌已經很熟悉瞭,但還是每天練。”
決賽的舞臺上,每個人都“緊張兮兮”。齊麗霞握著話筒的手一直在抖。有的姐妹太過緊張,上臺前準備好的詞都忘光瞭。
“遠離傢鄉的木蘭花滿天飄,飄落在哪,就在那生根發芽。在茫茫人海中奔波忙碌,揮灑著我們的青春和汗水。我們走到一起聚成小小的力量,經過烈日酷暑,走過嚴冬寒霜。我們平凡默默無聞地工作,我們平凡把傢庭和社會擔當。雖然磨難重重但依舊歡笑,雖然歷盡艱辛但依舊堅強。來吧!朋友!讓她陪我們成長。關愛互動,幸福而溫暖。來吧!朋友!讓她陪我們成長。獨立平等,前路一起闖。木蘭花開遍地香,木蘭花開遍地香……”
這首唱過無數遍的歌,她們還是唱哭瞭。
在《中國夢想秀》的聚光燈照射下,堅強的四川打工妹何文瓊哭瞭。她2001年從農村來到北京,做過保潔、超市售貨員、傢政工,還賣過水果。她很愛唱歌,常常邊做飯邊唱歌,最大的夢想是到中央電視臺的《星光大道》去唱歌。最初,丈夫不太同意她加入“木蘭”唱歌,“每天瞎忙活,有啥好處,又沒工資”。但她為瞭方便木蘭文藝隊排練、演出,堅持去做瞭小時工。
“鄉下的打工妹,又沒上過學,沒想到還能上電視!”何文瓊抹著眼淚。
她們的夢想很簡單,希望在北京不再頻繁搬傢。“希望能有兩年穩定的活動室,每年房租3萬元。”
但不知為什麼,這段節目最終沒有播出。
在“夢想8分鐘”上,有木蘭文藝隊的鏡頭。屏幕上,齊麗霞留下瞭她認為最重要的一句話:“夢是我們自己的,夢還在,我們還要繼續往前走。”
木蘭文藝隊現有姐妹11個,在各個行業奔波,有裝修工、傢政工、超市營業員等。她們每年大大小小的演出有近30次,北京的高校、文化館、世界婦女論壇,都留下瞭她們的歌聲。
黃鸝現在生活得很開心。“參加‘木蘭’的活動,我更自信瞭,也敢在大傢面前展示自己。跟木蘭的姐妹在一起很親切,不像以前的打工生活,人與人之間沒什麼感情。”
現在的木蘭社區活動中心有150平方米左右,外表雖簡陋,裡面卻另有一番天地。2000多冊圖書環繞著3面墻壁,包括勵志類、文學類、語言類、兒童類等。獨立的一間房作為“木蘭義賣店”,裡面掛著各方募集來的衣物。此外,她們還為打工傢庭的孩子開設瞭興趣小組、“一對一課輔”、冬夏令營等。
黃鸝除瞭字畫裝裱工作外,每周末都會來這裡。有時是參加木蘭文藝隊的排練、演出,有時是做志願者,教孩子學習、負責義賣店的工作。
她們的團體取名“木蘭”,源於替父從軍的女英雄花木蘭。“在那樣一個時代,花木蘭展示瞭女性的獨立和自主,詮釋瞭‘女子哪裡不如男’的道理。這樣的兩性平等觀也是我們追求的。打工姐妹奔波在外,依靠自己的雙手,為國傢的發展做貢獻。”齊麗霞說。
編後:希望在蛇年的中央電視臺春節聯歡晚會上,能看到齊麗霞和她的“木蘭文藝隊”,為全世界的華人演唱這首《木蘭花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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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傢上市國企年招待費超29億 維系關系靠吃請
10傢上市國企年招待費超29億 維系關系靠吃請 |
問題出現在所有人都意想不到的地方。中國鐵建上周遭遇“天降橫禍”,這傢公司年報中出現的超8億元“業務招待費”一度成為媒體關註的焦點。
實際上,中國鐵建也許是被指摘的一群公司中費用控制相對較好的幾傢之一。在2012年的年報中,1720傢上市公司披露瞭“業務招待費”,共計133億元。其中,招待費排名前十的均為國企,這十傢上市公司去年用於吃喝應酬的費用共計29.07億元。其中,上海建工和葛洲壩的招待費超過年利潤的11%。在“招待費”這個名目背後,中國商業社會中拉關系的作用在數據中得以凸顯。
維系關系要靠請客吃飯
年報顯示,中國鐵建2012年的管理費用中,有一項“業務招待費”為8.37億元,為全部A股上市公司之冠。
一位曾與基層鐵道建設系統打過交道的人士對此並不感到意外。在他看來,在鐵道建設領域,吃喝接待是很平常的行為。
“鐵道施工很難幹。”他說,由於能從修公路中得到實惠,地方政府對公路施工方的支持力度普遍很大,相比之下,除瞭那些有火車站的城市,其他鐵道沿線的城市似乎並不願在鐵道施工中耗費太多精力。
在這種情況下,鐵道建設單位與基層政府維系關系的“武器”就是“請客吃飯”。“鐵路修到哪裡,就得請到哪裡。”該人士說,隻有這樣,修鐵路與沿線村民發生糾紛時,縣裡和鎮上的政府人員以及村委會領導等才會更積極地來協調矛盾。另外,“接待不好下來視察的鐵道部門,就有可能以後拿不到招標;得罪瞭監理方,工程質量就有可能被否定。”該人士說。
中鐵建下屬子公司的行政人員對記者表示,中鐵建目前有在職職工20多萬人、外部務工200萬人,“按這個規模,8億元一平均,就不是很大瞭。”
招待費用於“吃吃喝喝”
中國鐵建成為A股“業務招待費”最多的公司,也有其他因素的影響在內。按營業收入計算,中國鐵建在A股排名第五。但由於“業務招待費”並不是必須披露的子項目,營業規模大於中鐵建的四傢公司,中國石油、中國石化、中國建築和工商銀行均未披露這一數據。
“業務招待費”是什麼?一名會計師對本報表示,業務招待費在會計科目中指的是企業為生產、經營合理需要而發生支付的應酬費用。哪些算作招待費並無準確界定,操作上,企業經營產生的宴請、工作餐開支、贈送紀念品開支、參觀開支以及由此帶來的交通費等都算作招待費。但企業的會議費、差旅費等是單列的。
此外會計師也指出,由於招待費隻能按60%的發生額扣除後納稅,而其他費用是全額扣除,這意味著從納稅有利的角度,企業很少會把其他費用計入“業務招待費”,隻可能少計,不可能多計。
因此外界把這一費用歸結為“吃吃喝喝”,迎來送往,也是較為恰當的說法。
國企招待費名列前茅
新京報查詢公開數據發現,去年上市公司中招待費位列前10名的均為國有企業。包括中國鐵建、上海建工、葛洲壩在內的10傢企業,去年的招待費總計達到29.07億元。
中國鐵建8.37億元的招待費,相對於其4800多億的營業收入而言,隻有0.17%,但相對於其84.79億元的利潤而言,占比高達9.87%。
中國鐵建的招待費占利潤比例,還不是最高的。占比最高的分別是上海建工和葛洲壩,這兩傢公司去年的招待費分別為1.78億元和1.73億元,占其當年利潤的比例分別為11.12%和11.06%。也就是說,在賺100元的同時,曾花掉11元用於“業務招待”。
中國鐵建在回應其“招待費”問題時表示,爭取2013年的招待費下降10%。
這一表態看起來不可思議,但實際上從企業費用管理來說,並非不可完成。一位大型央企員工說,在該公司,包括招待費在內,各類費用都是年初確定好額度的,這些額度多數根據上一年的實際發生金額來確定,也有一些情況下會和部門業績掛鉤起來。比如A部門去年的招待費實際支出瞭10萬,今年可能在額度上縮減到8萬,“超支瞭就要自己想辦法。”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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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企費用控制不如民企
招待費用普遍存在,但在不同的上市公司之間,對於招待費用的控制和使用效率,又呈現出明顯的不同。
以中國鐵建所在的建築行業,中國鐵建是大型央企建築施工企業中招待費占比最低的。
以中國交建為例,2012年中國交建的營收規模為2962億元,幾乎與2011年(2953億元)持平,但2012年其業務招待費用從前一年的6.45億元上升到瞭7.79億元,上升瞭21%。
但民營企業建築中則有相反的例子。龍元建設是民營建築企業的龍頭,其對招待費用的控制讓央企相形見絀。龍元建設2012年營收139.93億元,業務招待費不足1700萬元,占比隻有0.12%,較2011年下降瞭3個百分點。
A股招待費絕對數額最多的30傢公司中,民營企業隻有4傢。
一名投資公司的人士說,民營公司是企業傢自己的公司,會更註重費用的控制,因為這“一筆賬”很容易算清。
他說的“一筆賬”事關利潤與市值。
“假如費用省1萬,利潤就增1萬,如果A股給你這個企業40倍的市盈率,也就相當於你花一萬元請客吃掉瞭40萬市值。”該人士說,這在調研一些江浙民營企業時容易見到,企業在接待基金、券商分析師時,往往提供簡便的工作餐,甚至還有吃方便面的。
類似的“故事”也多半有證券、基金等機構人士的“推波助瀾”。不少擬上市企業IPO過程中,投行會建議公司實際控制人個人承擔部分宣傳、公關費用,避免費用增長影響利潤表現。
招待費用的高低,在另一個側面也反映出A股上市公司在產業鏈中所處的不同地位。
如山煤國際披露的招待費用在全部披露招待費的A股公司中排第21名,但與該公司的營業收入比較,其占比隻有0.07%,遠低於建築行業的平均水平。
而以醫藥行業為例,雖然大部分醫藥企業未披露“招待費”一項,但從僅有的幾傢數據看,醫藥企業的招待費占比與建築行業接近。營收規模居前的雲南白藥,2012年招待費用3727萬元,與營業收入之比為0.27%;華潤三九這一數據比例也高達0.29%;同仁堂的招待費比例較低,去年其招待費為1329萬元,與營業收入之比為0.18%。
本版采寫 新京報記者吳敏 尹聰
(新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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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名女工被保安當小偷 堵口綁手遊街示眾
8名女工被保安當小偷 堵口綁手遊街示眾 |
事發先烈東路萬佳服裝批發廣場,警方證實保安抓錯人,最後每人獲賠9000元
■新快報記者 周達標 李國輝
一群女工去逛街,竟被錯當成小偷毆打捆綁後遊街示眾!在番禺打工的小紅(化名)向新快報反映,8月28日,她們一行8人去位於先烈東路的萬佳服裝批發廣場買衣服,在出來時被保安當成小偷捆綁毆打,之後更被綁住雙手在市場內遊街示眾。對此,該服裝批發廣場管理處負責人承認有此事件發生,但雙方已達成賠償協議,向每位女工賠償9000元,雙方不再追究對方責任,協議還要求女工不得向媒體宣揚此事。天河區警方證實,市場保安抓錯瞭人,之後通過民警調解,雙方達成調解協議。
逛街被當小偷捆打遊街
小紅在番禺化龍鎮某工廠工作,趁著周末和廠裡其他工友一起到市區逛街。據小紅稱,她聽說沙河一帶是服裝批發市場,批發價比零售價便宜一半以上,因此約瞭幾個要好的工友到沙河去淘貨。
據小紅回憶,8月28日上午10時許,她和工廠裡7位女工一起來到瞭先烈東路的萬佳服裝批發廣場,在逛瞭一圈後準備離去,不料剛走到門口,約20名彪形大漢攔住瞭她們的去路,將她們圍瞭起來二話不說對她們拳打腳踢。手無寸鐵的女工哪是大漢的對手,頓時被打倒在地上。
“他們大部分都穿著便服,隻有幾個穿保安制服,一邊打我們一邊叫我們‘小偷’,我們拼命喊‘我們不是小偷’,但是一點都不管用。”小紅說,打完一輪以後,一些壯漢拿出瞭手銬想將她們8個人銬在一起,可是手銬不夠用,其他人就被用綁帶綁瞭起來。
正當小紅她們不知所措時,一名壯漢突然喊瞭一聲:“走!”8名女工被勒令站起來,沿著該市場十街往裡遊街,一邊走保安一邊向圍觀的人“介紹”:“這就是當小偷的下場!”“我們走得不好保安就踢我們,一些商戶看到以為我們真的是小偷,也過來打我們。”小紅說,為瞭防止她們辯解,她們每個人嘴裡都被塞瞭報紙,就這樣在市場裡被遊街示眾一個多小時,然後被送到附近派出所。
獲賠但要求不向媒體報料
據小紅回憶,到瞭派出所後,萬佳服裝批發廣場的保安還提供瞭她們所謂的“盜竊錄像”,於是,她們被留在派出所接受調查。
調查一直持續到深夜,“當時已經12點多瞭,一個警察過來跟我們說:‘抓錯人瞭’,就把我們放瞭出來。”回憶起當時的情景,小紅仍然心有餘悸。小紅的丈夫陳先生回憶,當晚他接到電話後,從沙河派出所將妻子接瞭回傢,但妻子的情緒一直不穩定,8月29日上午,她們8個人集體到番禺化龍派出所報瞭案。
據陳先生介紹,當天上午萬佳服裝批發廣場一名負責人和沙河派出所相關負責人到瞭化龍派出所協商處理,雙方一直協商到下午5時左右,最後市場管理方同意向她們道歉,對每一位女工給予9000元賠償,但同時要求他們不得向媒體宣揚此事。
警方回應
保安誤會瞭她們 已達成調解協議
新快報訊 昨晚,新快報記者通過天河區警方瞭解到,事發當日,沙河派出所確實接到瞭有關此事的報警警情,於是立即派出民警趕赴現場處置,並將涉事婦女、保安等雙方人員帶回派出所調查,分別進行筆錄取證。在證實市場保安抓錯瞭人之後,派出所民警旋即開展調解工作,以促使事件妥善解決。經過積極工作,當事雙方認同相互之間存在誤會,並達成協議,涉事眾位婦女同意不再追究對方的責任,調解獲得成功。
相關人士稱,由於沙河服裝市場人流量大,財物流動頻繁,因而小偷小摸的違法犯罪行為時有發生,為維護經營秩序、避免檔主和顧客財物受損,市場保安的警覺性比較高。
記者回訪
市場內貼出澄清道歉公告
物業經理稱會上報到總公司,涉事員工該開除的就開除
新快報訊 昨日下午,新快報記者再次來到萬佳服裝批發廣場發現,市場的公告欄已經貼出瞭一份《公告》,公告內容為“各位經營戶、顧客:本月28日在沙河查獲的八名女性被帶往公安機關處理。現在經公安機關查證,已排除她們的犯罪行為,在此我們市場管理方對八位女士造成的名譽傷害、人身侵犯致以誠懇道歉!特此公告”,落款是:沙河服裝市場管理辦公室。時間是2011年8月30日。
該廣場物業經理何志文接受瞭記者采訪,並向記者展示瞭雙方簽署的和解協議。記者看到,協議書上甲方是市場的兩名負責人,乙方是八名女工。協議書上寫明:“8月28日,甲方因懷疑乙方是小偷而采取瞭不正當的行為,並且在事故處理中導致乙方受傷,雙方約定以下內容:一、甲方向乙方每人賠償金額共9000元;二、甲方在市場內用廣播向乙方道歉;三、甲方在市場公告欄貼出告示向乙方道歉;四、雙方不再追究對方責任,乙方也不得向媒體宣揚此事。”雙方簽訂日期是8月30日。
何志文表示,他們已經通過市場廣播,用普通話和粵語播放瞭三遍公告表示道歉,不過對於事件經過,何志文表示事發在星期天,當時他正休假,還不瞭解此事,但是按照公司章程,不允許公司員工有這種行為,如果真有這種事情發生,會上報到總公司,該處理的處理,該開除的就開除。
(報料人:胡女士獎金:200元)
律師說法
保安涉嫌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
新快報訊 對於小紅等人的遭遇,廣東大同律師事務所主任律師朱永平表示,如果小紅所敘說的屬實的話,該市場保安的行為至少涉嫌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而如果還摻雜瞭毆打,鑒定是輕微傷或者輕傷的話,還涉嫌故意傷害。
朱永平律師表示,根據《治安處罰法》第四十條規定,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可處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並處五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罰款;情節較輕的,處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並處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罰款。另外,如果保安在這個過程中毆打瞭幾名女工,那麼要進行傷情鑒定,如果鑒定結果是輕微傷或者輕傷,那涉事保安就涉嫌故意傷害,這就觸犯瞭《刑法》瞭。
雖然事發後,市場管理方積極進行民事賠償,但從法律角度看,朱永平律師認為,民事賠償並不能替代治安處罰,更不能替代刑事責任。因為公安部三令五申要求執法部門不能使用侮辱他人人格的行為,更別說市場保安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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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0月28日星期五
“群體性焦慮”心結背後:收入、保障是“病根”
“群體性焦慮”心結背後:收入、保障是“病根” |
[導讀]“壓力山大”最近頻現在2012年網絡熱詞排行榜上。調查顯示,全球1.6萬名職場人士中,認為壓力大於去年者,中國位居第一。為什麼那麼多人覺得“壓力山大”?他們為何如此疲於奔命?
“一個字,累!”王志剛斜靠在沙發上,拿著電視遙控器漫無目的地換臺,顯得心神不定。
“壓力山大”最近頻頻出現在各媒體發佈的2012年網絡熱詞排行榜上。一項調查顯示,在全球80個國傢和地區的1.6萬名職場人士中,認為壓力大於去年者,中國內地占75%,位居第一,大大超出全球平均值48%。其中上海、北京分別為80%、67%。
這是一個時代的群體性焦慮癥——有壓力覺得累,沒壓力覺得可怕。為什麼在生活水平大幅提高的今天,那麼多人卻覺得“壓力山大”?他們為何如此疲於奔命?
癥狀:焦慮、提不起精神
31歲的王志剛2002年從東北老傢一所專科學校畢業後來到瞭北京,多年一直混跡於廣告圈。攢錢買房娶媳婦,這是王志剛的夢想,也是他孜孜不倦的動力所在。
可是王志剛最近總覺得自己不太對勁,提不起精神,對什麼都不感興趣,而且總有焦慮感,毫無緣由的就會著急,就是休息時也無法放松下來。
更讓王志剛感到可怕的還是身體上的不適。很長一段時間他總是睡不著,或者睡不醒,動不動就渾身無力,有時候想撕開方便面袋子都感覺吃力。“還特別容易忘事,常常話到嘴邊卻不知道要說什麼。”王志剛說,感覺自己突然像個年邁的老頭,“年紀不高,血壓很高,薪水沒漲,腰圍漲瞭”。
就是這樣王志剛也無法停止腳步,因為他想在“北京生根開花”。王志剛說,“有瞭房子才有傢,娶個北京媳婦,將來孩子戶口就可以落在北京,就可以成為名副其實的‘北京人’。”
成為真正的“北京人”是許多“北漂族”努力奮鬥的動力。在記者的隨機采訪中,“歸屬感”一詞常常被人們提起。“沒有戶口、沒有房子,始終覺得自己是外來戶,今後孩子上學就成問題。”王志剛說。但是,在為理想鬥志昂揚地打拼過程中,任何有關教育、保障等“區別身份”的信息總是讓人產生莫名的失敗感,壓力和惆悵仿佛從另一個方向憑空襲來。
“每個人都需要歸屬感和社會認同,這兩者是幸福的主要條件。” 武漢大學現代心理學研究中心特約研究員、國傢心理督導師韋志中說,一部分人從欠發達地區來到經濟相對發達地區工作和生活,是這個時代的獨特風景。這一大批“新北京人”“新上海人”“新廣州人”既需要有對所落腳城市的認同感,也需要落腳城市對他的認同感,進而讓居住在這個城市的人們產生“傢”一般的歸屬感。
病灶:收入、保障是“病根”
在這樣從物質到心理到精神的夢想“照耀”下,王志剛平時不敢有絲毫懈怠,否則這份靠業績提成的工作就會在工資單上“給他點顏色看”。他每天都得拼命奮鬥。
攢瞭一筆首付,王志剛開始看房。要麼覺得房價太貴,就是覺得位置太偏。有好幾次他都差點夠著瞭夢想的邊緣,但在猶猶豫豫中房價卻“打著滾”翻瞭上去。
2011年2月,北京出臺限購政策,非京戶籍人士需要提供在北京連續五年繳納社保或納稅記錄的證明。由於跳槽導致社保和納稅證明出現斷檔,王志剛要想獲得購房資格必須再等三年。這回王志剛算是死心瞭。
“先埋頭再苦幹三年,看看房價會不會出現奇跡”。他覺得自己實現夢想的機會越來越渺茫,但是畢竟沒有磨滅,“總有一天夢想會照進現實。”
中國社會科學院12月18日發佈的《2013年中國社會形勢分析與預測》藍皮書顯示,超過半數(51.3%)的城市居民表示經濟壓力大,僅有18.3%的表示經濟壓力小。進一步分析發現,城市居民經濟壓力來源前三位依次是住房(56.9%)、生活成本(49.2%)和子女教育(33.2%),中等以上收入者的經濟壓力更多來源於住房,低收入者的最大經濟壓力來自基本生活成本。
工作、住房、個人經濟狀況、來自老板的壓力……奔忙的身影背後,始終繞不開的還是收入問題。除此之外,社會保障不足也是許多人感到壓力大的主要原因。
國傢行政學院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胡穎廉認為,由於我國社會保障體系總體有待完善,人們對醫療、養老、住房和子女教育等問題缺乏穩定感,因此努力將未來收益“折現”到當前實現,其代價就是透支身心健康。另外,當前社會存在一些不公平現象,貧富差距擴大,不少人產生相對被剝奪感,導致群體性焦慮情緒嚴重。
處方:個人、社會都要“解套”
12月18日,安徽一位35歲的服裝店主因過度勞累導致心源性猝死。看著電視中的報道,王志剛為自己的現狀感到害怕,“我可能也患上瞭‘壓力綜合癥’。”
“壓力綜合癥”是都市白領對精神萎靡、身心透支的亞健康狀態的一種總結性描述。中國醫師協會、中國醫院協會和北京市健康保障協會等的調查顯示,過大的壓力導致“未老先衰”“過勞肥”“過勞死”等情況。據統計,我國每年過勞死亡人數達到60萬人。2012年,多起“過勞死”事件在社會上引發強烈反響。
“既然暫時無力改變,就要學會自我調節。”王志剛漸漸意識到壓力大的嚴重性,他和身邊朋友達成一個共識:正視自身能力與目標,既不好高騖遠,也不妄自菲薄,不因為不切實際或者太過長遠的事情而把自己總是搞得那麼累,把握眼前才是最重要的。
在許多專傢看來,擺脫壓力不僅需要個人擺正心態,擁有健康的心理與和諧的人際關系,還需要社會創造更加寬松、公平的環境,以及可靠的社會保障。
“每個人都需要在人際交往中釋放壓力、感受幸福。對於客居他鄉的人來說,需要再繼續經營社會關系作為心理支持,調整心態。”韋志中說,壓力就像洪水,蓄積到一定程度就需要釋放,或者和朋友溝通交流,或者通過運動和娛樂來放松,都是十分自然的選擇。
僅靠自身的調節還不能完全改變現狀。武漢大學社會學博士魯良認為,現在普遍存在的戶籍制度、教育制度、保障制度、人事制度等二元社會制度結構,讓許多人在獲取相應的福利待遇、爭取社會認同和獲得向上流動的過程中,面臨著很難逾越的制度障礙和觀念阻抗,很多人把這種身份待遇的差異與人格的差異、地位的差異和階層的差異聯系起來,無形中造成瞭生活、工作和交往的壓力。
“任何在城市生活、學習和工作的人都在以不同的方式對城市發展做出貢獻,他們都應該分享城市發展的成果。”魯良表示,社會應該從理念、體制和舉措等各個層面提供周全的、無差別的社會保障,消除不平等的制度障礙,讓社會各階層都可以免去後顧之憂,一身輕松地去為美好生活打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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